不做五次官，陶渊明不会归隐田园

　　不做五次官，陶渊明不会归隐田园

　　大部分人知道陶渊明，是从《桃花源记》开始的，他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的乌托邦；但同时，他也写了像《读山海经》《咏荆轲》一类的诗赋，表达了对政治的感慨。鲁迅曾说，陶渊明身上有“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两种结合，缺了哪一种，都不是完整的陶渊明。

　　过去研究陶渊明，主要谈他的田园，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导范子烨，主要观察他与晋宋政治的关系。

　　在十月文学院“名家讲经典”总第十七场讲座上，范子烨说，陶渊明对时代的风云变幻是密切关注的，他的诗笔也是与时代同步的。陶渊明并不反对做官，只是反对做贪官，反对与人同流合污。他渴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这种选择，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选择。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东晋时代，在南朝刘宋只生活了不到7年。在他的时代，浔阳的位置十分重要。当时的首都是建康（江苏南京），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是京口（江苏镇江），上游则是浔阳，如果风向配合，从上游顺流而下，一夜可兵临建康城。

　　在讲究门第的时代，陶渊明的出身不算高，浔阳陶氏家族最多算三流家族，一流的王谢才算顶级高门。陶氏的崛起要归功于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以军功封东晋大司马、大将军，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并在东晋王朝的几次重大危机中，都平叛有功。到了陶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完成了由武向文的转化。

　　陶渊明在柴桑的乡下度过了少年时代，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在此期间，他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

　　注意了，陶渊明说自己在年轻时候就有一种“猛志”。什么是“猛志”，自然不会是归园田居，当然是想建功立业。后来，陶渊明一生五次为官，有三次是在军队中。所以，他的诗歌中除了美酒，还经常有宝剑——他是职业军人出身，正经练过剑的。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29岁的陶渊明担任江州祭酒，这是他第一次为官，一个小文官。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他到江陵，进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府。桓玄当时很厉害，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他是东晋大将军桓温的儿子，而桓温和陶侃关系很好，陶渊明的外公孟嘉又是桓温的参军。在没有科举考试的年代，家族关系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仕途。

　　陶渊明身处这个位置，等于是掌握着当时最高国防机密的人。再看这个时期陶渊明的诗，他写得很潇洒，总沿着长江跑来跑去，从军事角度看，他作为参谋，显然在传递军事情报。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突出特点，没有什么爱国主义者，家族利益至上。陶渊明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居然有很重的家国情怀——他始终自称为“晋人”。然而，403年，桓玄篡位，宣告东晋覆灭，后又被刘裕打败。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义熙元年（405年）三月，陶渊明又成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这里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简而言之，刘敬宣是刘牢之的儿子，刘裕做过刘牢之的参军。这已经是陶渊明第四次为官。最后一次是公元405年8月，他请求脱离军职，改任彭泽县令，在任80多天，11月彻底辞官归隐。

　　讲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陶渊明为什么能从容进退，要做官就做官，想归隐也没人阻挠？范子烨认为，归根到底是因为家族势力。尤其到东晋后期，陶渊明的主君刘裕已经大权在握，声望也很高，若不是着急回江南称帝，进一步把五胡打到玉门关外也不是没可能。

　　在陶渊明的时代，尽管距离公元316年五胡乱华、西晋覆亡已经过去了快一百年，但传统的知识分子仍然认为自己是晋人。所以，刘裕收复中原地区，博得了广泛好评。但事实上，刘裕只是借这样一个功劳来捞取政治资本，这一切都是为他登基做皇帝服务——陶渊明看透了这一点。

　　刘裕篡晋建宋，在手握重权以后开始大清洗。做过桓玄旧部的人，除了少数几个逃到北朝，留在南朝的基本难以幸免，唯独陶渊明居然活了下来。这种漏网并非刘裕的疏忽，主要在于陶渊明有很高的政治技巧和政治手段。

　　陶渊明主动要求担任彭泽县令，这个请求必然要刘裕点头，在此过程中拉近和刘裕的距离；80多天后迅速辞官，又拉开了双方的距离。陶渊明在这个问题上张弛有度，得以保全自己和家人。

　　在仕与隐的选择上，彭泽县令是最后的分水岭。此前，陶渊明五次为官，说明内心也是充满矛盾的，最后一次才算彻底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