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击、斗牛、写作 20年代的海明威活跃得像个自媒体大号(2)

　　尽管“一战”后美国对欧洲已经取得经济上的优势，并开始向全世界输出爵士乐队、金融专家、好莱坞电影和政治见解等大众消费品。但在最精英的文学艺术领域，美国知识分子依然如同五十年前的俄国前辈般，匍匐在欧洲辉煌历史的脚边，无法洗刷地自卑。

　　新的经济形势也催生了新的消费道德观。清教主义提倡的生产价值观——勤勉、远见、节俭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已经行不通了。消费主义随之盛行起来，广告业敏锐地跟上了需求，报纸和电视上到处是预支未来收入购买小汽车和房产的诱惑。

　　受到威胁的清教徒不愿坐以待毙，1920年通过的禁酒法案正是绝地反击。然而实际效果惨然，禁酒期间私酒泛滥。1925年，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甫一推出就持续热销，书中大书特书盖茨比在纽约岛上夜夜笙歌、举办穷奢极欲的晚会，新贵盖茨比的财富来路在小说后半部被揭晓——走私酒水发财，无异于年轻一代为清教道德唱的一曲挽歌。

　　于是，艺术家和那些从战场刚刚回来，受不了美国国内的刻板气氛和消费主义的年轻人，大批大批地登上返回法国的轮船。战时随军队在欧洲大陆游荡在战后演变成环欧度假，摇身变为最新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在1922年那群奔向欧洲的文化流浪儿里，海明威无疑是幸运的一个，他已经预先拿到了进入神殿的门票。海明威的朋友将他介绍给作家安德森·舍伍德，后者刚写出《小城畸人》，正处于自己名望的巅峰。一面之后海明威就让舍伍德深信，这个年轻人非“池中之物”。舍伍德在1921年曾去巴黎短暂镀金，结识了斯泰因舍伍、庞德等人。他极力推荐本来打算去意大利写作的海明威转投巴黎，并给海明威写了几封介绍他认识的巴黎文学名流的推荐信。

　　海明威带着新婚妻子，登上法国轮船公司的轮船，奔向更远大的前程。他后来的小说《大河双心》里有一段删掉的文字：“(尼克)想做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很确定自己的将来……他对此几乎怀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情。绝不儿戏，绝不含糊。” 尼克·亚当斯是一个来自的美国中部，参加过一战，爱好钓鱼的青年。这个极具自传性的人物形象通常被研究者视为海明威本人的化身。

　　1923年，巴黎，现代主义的客厅

　　1923年的巴黎有两种人，前者挤在熙熙攘攘的圆亭咖啡馆，大谈文学艺术，后者通常在私人会所或工作室聚会，不去公共咖啡馆，他们被马尔科姆·考利戏称“奥林匹斯诸神”。

　　尽管海明威蔑视咖啡馆艺术家，“奥林匹斯诸神”却是他融入的目标。斯泰因和庞德是这伙旅居法国的美国作家的核心，他们各自进行着文学实验，试图在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沃顿的老派文风之外开辟现代派的新路。

　　斯泰因在巴黎租下的花园街27号，在“二战”前后的三十多年里，一直是左岸拉丁区最出名的艺术沙龙。斯坦因在客厅接见过毕加索、马蒂斯、塞尚，接着是舍伍德·安德森、菲茨杰拉德、庞德，如今又迎来了海明威。

　　“如果你知道关于玫瑰的一切，他就和你聊玫瑰，直到他学习了你所知的一切”。海明威的朋友约瑟夫·德莱尔的这句话，揭示与海明威谈话的魅力。在斯泰因的客厅，海明威全神贯注地看着斯泰因，从她那里学到关于语言的节奏的知识。“他热情充沛，兴致勃勃，而且也有一双探寻的眼睛。斯泰因后来这样回忆。海明威成功获得了斯泰因的好感，一天，斯泰因亲自登上海明威租住的公寓四层，将海明威手稿翻了个遍，并给出自己的评判。

　　庞德外号“文学助产士”，是现代主义运动公认的领导者。人们常常看见他围着一条“MAKE IT NEW”字样的围巾，骑着自行车穿过欧洲。正是在他的帮助下，T·S·艾略特的《荒原》和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得以发表。凭借舍伍德·安德森的推荐信，海明威在庞德的工作室内见到他。诗人庞德致力去除陈腐的词句，力求每首诗都用崭新的语言。他教导海明威，不要用多余的词语，也“别搞那么多场景”。庞德向海明威开放了私家书柜，并向《小评论》等杂志推荐海明威的诗和短篇小说，并介绍他认识福特，做《大西洋两岸评论》的副主编。

　　另一方面，海明威不放松跟任何潜在的出版资源结交的机会。和平年代，海明威依靠拳击、斗牛来交朋友。他继续营造着自己的硬汉神话，巴黎的咖啡馆流行着传说——海明威跟各种假想的敌人打拳击，当然，流言的散布者就是流言主角本人。海明威塑造出的男子汉气概为他俘获了不少人，包括认识不久就被他拉上拳场的勒布。后者在海明威第一部小说集在美国出版和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诞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