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开幕 推出“实体书店主题文化街”展区(3)

　　谈及获奖之后几天的生活，李洱说，颁奖当天总体心情平静，“上午接到毕飞宇的电话，说让我去网上看看，就知道了结果。”接下来，李洱表示自己接受了媒体的“轰炸”，不得已，下午就关了手机。

　　“《应物兄》出版后我没有参加过一次书店活动，没有在北京参加过一次签名售书，也拒绝了绝大部分的媒体采访。”李洱反复强调自己在创作《应物兄》之后与媒体的主动隔离，在他看来，一些采访脱离文本，或者用许多年前的文章来向他提问是断章取义的行为。“我是欢迎不同声音的。只有不同的声音，作品的空间才能打开，欢迎不同的阐释。但是一定要联系上下文，不能断章取义。”

　　巧合的是，李洱的《应物兄》恰恰讲述了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经历，当北青报记者问及如何看待作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时，李洱说：“少见为好。”

　　李洱说，“我是不接受采访的，我接受采访的前提是你必须看完书。”

　　在李洱看来，“个别作家研讨沦为了‘听好话’的场合，作家本人还是少出席为好。”李洱说：“你在场，会对所有批评家构成压力。有的人愿意直接对话，而我也愿意对话，但是我担心坐在现场对人家构成压力。”

　　谈及获奖，李洱表示：“我确实没想过会获奖。我想每一个认真的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都不会去想是否获奖，但是发表完之后，出版完之后，当它进入公共空间的时候，它要允许各种各样的讨论，包括在各种奖项里的讨论，这些讨论对打开作品内部的空间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欢迎大家阅读，欢迎大家讨论。”

　　面对“获茅奖会对以后创作和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这样的问题，李洱说：“我只能说我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黑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