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京与靳卫红：学术价值系统不健全，是当代艺术的硬伤(2)

　　向京：赋予展览含义，更像一个策展人的工作。我现在特别刻意地放弃这个权利。我也放弃对作品的解释权，放弃包括对一个展览或者一个事情的控制权。有些时候可能敞开来去接受一些东西，并且由此制造一个场域，能让每个进入展览现场的人，也能够获得一种所谓主动观看的权利，这种方式可能是我最近比较感兴趣的。

　　澎湃新闻：策展人阿克曼谈到了当下大规模的当代艺术展很多，但正是由于大而缺少聚焦。他认为小空间在聚焦的问题上可能做得更好。如何看待说一个小空间做小展览在当下的意义？

　　向京：当代艺术可能很长时间被资本驱动，只能追求大，大的空间，我们看了太多的大形态大叙事的东西。艺术家的工作被这种大空间、大展览、大格式驱动，变得越来越大，就靠“大”来给人震撼了。

　　每个阶段都有每阶段的使命。我自己大概在近几年意识到，中国当代艺术到这个阶段，做一些小空间，小而美的展览还挺重要的。因为这种很细化的，很具体的工作，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实验场。不仅是对于创作，对于跟艺术相关的、这个生态当中的各类相关链条来说，小的实验场可能是我们目前比较需要的。

　　谈到大展览和小展览。我觉得不需要为了褒扬一个方式而去诋毁另外一个方式。我们的艺术和我们对待艺术的角度、眼光不再是非此即彼，也不再是狭隘的，而应该具有更多宽容度，包容多样性，这才是艺术有意思、有生命力的地方。

2017年，龙美术馆举办向京个展，“没有人替我看到”展览现场

　　靳卫红：我们一起看过很多的展览，卡塞尔文献展、上海双年展等。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作品在这样的大空间里面是失效的。因为展览太大，作品数量庞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极度吸引你的某个亮点，才能让你关注某一件作品。大部分作品都是被淹没了。这种大展览可能给艺术家带来叙事上的模式化倾向，也使得一个艺术家对自我深处的发掘越来越肤浅化。

　　我把艺术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那种大展览，我称为大展览艺术家。另一个是工作室里的艺术家，而工作室实际上是你跟你存在的关系的一个场域，这也是我感兴趣的。我并不否认那种大展览艺术家，因为这世界这么大，什么都需要。但是我觉得这种个体的、工作室的环境，自我的沉思，存在的方式，更属于个人。所以我做一个作品，或者说我认为一些小的范围的东西，会是有效的。

　　澎湃新闻：近几年，作为艺术家个人的探索在哪些方面？

　　向京：我个人对一些艺术思考有些转变，是在一个还没有完全成型，而在逐渐深入的过程当中。

　　靳卫红：我的创作一直比较聚焦于自己的内在。因为你的表述都有限，一个作家也好，一个艺术家也好，你去写东西画东西，里面有很多不可说。对你来说都是神秘的东西。正因为此，这种方式存在才有理由。

　　对于我来说，我面对的问题有几个。一是面对的媒材——水墨。水墨在当代的问题极多。我们一直在强调水墨现实干预性的薄弱，觉得一旦进入水墨，你就得去接近古人设定的一套程序。当然我也非常爱那套系统，我也觉得那套系统是很了不起的。但在现在，当它落地的时候，总有一种尴尬和不贴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将水墨切入我们的现实。有人劝我放弃水墨这个媒介，并不是说我放不下，而是我喜欢这个媒介，我也喜欢这套语言系统带给我的快乐。

靳卫红作品《独对》

　　同时，如果说得稍大一点，我觉得水墨在身份识别上有优势。当代艺术里，我们会发现文化身份丢失的问题很严重，国际展场上，中国艺术家，拉美艺术家，美国艺术家，放在一起，大家很难辨识。水墨这种语言方式的建立本身有一种天然的识别率。当然这个问题对每个人并不是都很重要，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

　　澎湃新闻：靳老师提到了身份认知，这也是当下国内外的许多展览都在面临、强调的问题。您觉得国外在这方面的处理方式和国内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