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五人谈：深入生活 潜心创作(2)

　　历经沧桑风雨，跨越世纪门槛。一路蹚过来，我不再瞻前顾后，必须完全放开手脚作最后一搏。小说关键在于虚构，我希望能够凭借自己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战争背景最大限度地被隐没、被淡化，人物也被大大压缩简化，只有独立第九旅旅长齐竞、骑兵通信员曹水儿、女文化教员汪可逾、一匹老军马“滩枣”作为主要角色。

　　《牵风记》只有10多万字，对壁耗费5年，所以我称自己“爬行者”。主要原因是写作上的习惯，我先要将整段文字默背下来，输入电脑后又不免改来改去，哪里还说得上什么进度。明知这种习惯效率不高，但是改不过来，只能无可奈何地回过头去，观察大地上留下的自己那两行手模足印。

　　徐则臣：与时代血肉相连

　　我从小生活在水边，在京杭大运河边也曾生活多年。那些被大河水汽笼罩的岁月，成了我写作最重要的资源。在我迄今22年写作生涯里，有20年都在写运河，大运河一直是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这一次，背景走到前台，这条河流成为主人公。写作就是这样，某个配角你盯久了，他就有了自主成长的意志，暗地里缓慢地丰满、立体，哪一天冷不丁地站到你面前，你方恍然，一个新主角诞生了。

　　写运河，不仅要写它的历史，更要写它的当下。1901年漕运废止，成为大运河命运转折点；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可能会成为其命运另外一个转折点。我想从这两个节点切入，整体上考察百年运河和中国近现代史。这两条线正好借运河互为镜像，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愈加清晰。汤汤大水因而成为一面镜子，映鉴出一百多年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历史和几代人的命运。

　　20年来，在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小说的过程中，也培养出对运河的专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收集和揣摩。所以，我以前常自诩对运河比较了解，一闭眼，1797公里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但真要写，才发现我所掌握的运河其实是望远镜里的运河，要落实到一个个细节、要每一笔每一画交代清楚，望远镜远远不够，还需要显微镜、放大镜。因此，为写这部小说我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也把京杭大运河断断续续走了一遍，这田野调查改变了我对运河的很多想法，的确是“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对运河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它有太多值得挖掘的东西，从文学角度的挖掘尤其不够。

　　写作是一个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失去难度也就谈不上发现和创造，《北上》对我来说就是一次爬坡。难度不仅仅是具体技术上的，更重要的在于，是否对过去的写作构成挑战，是否有勇往直前的胆量和信心，是否不断将自己从众多写作者中区别开来并最终确立自己。文学在发展，每一代作家面对的世界不同、想法不同，表达方式和途径必然不同。在写作优良传统和文学精神上需要向前辈看齐，在对新事物、新世界的理解上需要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

　　一代代作家将自己的精神体温灌注进笔下的作品，通过“有我的文学”和时代互动同行，与时代血肉相连。

　　陈 彦：紧紧拥抱生活之树

　　写作的理由有千条万条，对于我，最管用的一条就是紧紧拥抱生活这棵大树。《主角》是对我近30年职业生涯的集中“压榨”。对于书写对象及其生活氛围甚至烟火地气，的确有烂熟于心的感觉。

　　《主角》的主角叫忆秦娥，是一个唱秦腔戏的演员，她11岁进入县剧团，50岁被民间封为“秦腔皇后”，她的命运像过山车一样，时而冲上顶端，时而摔下深渊。很多时候，她是被各种“推手”搅着转，在反复转动中也逐渐修炼出信念，最终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主角》有名有姓的人物上百个，还有许多没留下姓名的配角，有唱戏的，更有社会各色人等。秦腔囊括了上千年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法律、民生、民俗信息，留存下来数千部剧作，认真研究，你不能不产生敬畏与文化自信。《主角》努力在触摸这个传统与自信，并执着地梳理和抚摸它的走向。

　　写这部书，不仅是为一个戏剧舞台上的主角立传，更重要的，是想从戏剧舞台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从而把自己经历的40年改革开放沧桑巨变，化入到一群人的命运起伏中去。我本人跟忆秦娥年岁基本相当，我是借了这种太熟悉的生活，写了自己心中40年的困惑、焦灼与生命奋发。当然，我不是忆秦娥，我只是与她一路同行的时代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