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的冒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如何进退自如(2)

　　(6)相互作用之间形成回路。任何活动的效应都可以反馈到其自身,有时是直接的,有时要经过一些干预阶段(intervening stages)。这样的反馈可以是正反馈(加强,激发),也可以是负反馈(减低,抑制),两种反馈都是必要的。在复杂系统中相应的术语叫作归复(recurrence)。

　　(7)复杂系统通常是开放系统,即它们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事实上,要界定复杂系统的边界往往是困难的。系统的范围并非系统自身的特征,而常常由对系统的描述目标所决定,因而往往受到观察者位置的影响。这个过程被称作构架(framing)。封闭系统通常都只是复合的。

　　(8)复杂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运行。因此必须有连续不断的能量流,保持系统的逐级传递,并保证其存活。平衡不过是死亡的另一种说法。

　　(9)复杂系统具有历史,它们不仅随着时间而演化,而且过去的行为会对现在产生影响。任何对于复杂系统的分析,如果忽视了时间维度就是不完整的,或者至多是对历史过程的共时快照。

　　(10)系统中的每一要素对于整体系统的行为是无知的,它仅仅对其可以获得的局域信息做出响应。这一点极其重要。如果某一要素对于作为整体的系统将要发生什么都“知道”,那么所有的复杂性都必定出现在那一要素中,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复杂性是简单要素的频繁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简单要素仅仅对呈现给它的有限的信息做出响应。当我们观察作为整体的复杂系统的行为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从系统的个别要素转移到了系统的复杂结构。复杂性正是由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从“复杂系统”这10项本质特征中不难发现,复杂系统是到处存在的,并不是只有社会是复杂的,人类社会的每个原子也是复杂的。

　　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中,甄嬛说过一句话:“世间的阴差阳错从未停歇,都是寻常。”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下世界及未来的种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颇为贴切。早在1969年,如今常被人们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就预言,西方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连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市场、商业运营,甚至工作的本质都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因此这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他的畅销巨著《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中延续了德鲁克的这一思想。托夫勒将未来描绘成一个不断经历冲击的社会,因为“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组织机构教育专家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在1973年的著作《超越稳定状态》(Beyond the Stable State)中甚至认为,我们的社会将永远不可能复归稳定。基于这一点,舍恩提出,企业必须将自己定位成不断学习的组织机构。

　　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也注意到了“变化加速”这个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这种现象称为“现代性”的晚期阶段。他们进一步指出,在这个阶段,不仅仅是技术和企业,就连社会结构本身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理念深深地影响并成就了之后的一大批商业类书籍作家,如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彼得斯和哈默尔甚至将“变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本身变成了一门管理学的新学科。

　　人们不禁要问:“变化”真的有那么耸人听闻吗?上述诸位思想家的理论固然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论点放到更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来检验。正所谓“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变化之中,但是并非所有变化都是大地震。因此,对于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分清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第一种是那些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不确定性”,第二种则是在大的文化变迁下的“不确定性”。

　　人类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家按照复杂程度来区分这两种“不确定性”: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总是看似简单,解决方法现成就有 ;但渐渐地,它越变越复杂,越变越看似无解。

　　与《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提出的“复杂性范式”概念相映成趣,莫兰在《教育的七个黑洞》中则认为:“人们教授确定性,然而需要教授的恰恰是不确定性。”他这样描述学习:“我们被迫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海洋上航行,时而穿行于确定的群岛之间,这就是人类的冒险。今天,我们知道这是未知的冒险,我们需要一种教育,能帮助我们面对这个冒险而不气馁。”其强调的是教育不应该只关注一些确切的知识,一定要正视不确定性。就科学教学而言,在自主探究为主要学习方式的背景下,学生的学习经历和学习结果出现一些不确定,也许更贴近真实的探究学习的状态。多一些这样的经历,会让学生从小就明白,很多事都不那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