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的冒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如何进退自如

《智识的冒险：精英如何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潘启雯/著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如何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或特征: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从哲学角度一直被称为“冒险时代”;17世纪的“理性时代”过去之后,“启蒙时代”随之而来;19世纪和20世纪则分别是“意识形态时代”和“分析时代”;至于21世纪,全球的时代特征被众多学者概括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说风行学界,原因有两个。其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让人类可以创造生命,甚至通过极其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制造新物种。以色列历史学家、未来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Homo Deus)里预言人类即将可以“扮演上帝”:一种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操纵自然,包括推迟甚至最终征服死亡的可能。美国相关机构所认定的未来几年的大部分关键技术趋势在30年前都还闻所未闻。其二,人性被无望和沮丧感重重包围,这些感觉来自我们似乎无法克服的挑战,比如污染、气候变化、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人工智能、自动化、共享经济等导致的就业岗位消失、对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的冲击,以及具破坏性的争斗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大大加深了我们的无力感。

　　当世界进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我们需要新范式来思考世界,从而指导我们为推动和平与繁荣做出努力。当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两个重要社会趋势的存在,也让知识本身不再是核心竞争力。真正的竞争力,是我们对世界前沿新知的好奇心,对意义感的渴望,以及运用新知识进行思维和创造的能力,这无疑是我们为应对社会变化进行的“智识”(智慧和见识)上的冒险。

　　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变化之中

　　复杂性,即科学家通常所说的“复杂系统”,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实上,复杂系统早在30多亿年前就出现了。动物体内的免疫系统便是一个复杂系统,蚁群、地球气候、老鼠的大脑、一切活细胞内的生物化学过程皆是如此。此外,还有人为的复杂系统,即人类无意识地干预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如气候。换句话说,我们或许制造了气候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这一点。

　　“复杂性范式”是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1973年发表的《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首先提出的概念。1979年,比利时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也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口号。莫兰认为,复杂的东西不能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不能被归结为一条定律,不能被化归为一个简单的观念。复杂性认识是在承认对象的多样性因素之后,还看到对象的统一性因素,即把对象看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统一,而且还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有序性和无序性的共存使得事物和主体本身常常面临多种可能性的选择。关于复杂系统,南非学者保罗·西利亚斯(Paul Cilliers)在《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Complexity & Postmodernism :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一书中较为清晰地为我们梳理了它的10项本质特征。

　　(1)复杂系统由大量要素构成。当要素数目相对较小时,要素的行为往往能够以常规的术语赋予正式描述。不过,当要素数目变得充分大时,常规的手段(例如某个微分方程组)不仅变得不现实,而且也无助于对系统的任何理解。

　　(2)大量要素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我们并没有兴趣将沙滩上的沙粒当作复杂系统(来研究)。要构成一个复杂系统,要素之间必须相互作用,而且这种相互作用必定是动力学的。一个复杂系统会随时间而变化。这种相互作用,不一定必须是物理的,也可以设想成信息的转移。

　　(3)相互作用是相当丰富的,即系统中的任何要素都在影响若干其他要素,并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不过,系统的行为,并不是由与特定要素相联系的相互作用的精确数量所决定。如果系统中有足够的要素(其中一定有一些冗余要素),若干稀疏关联的要素也能够发挥与丰富关联的要素相同的功能。

　　(4)相互作用自身具有若干重要的特征。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线性要素的大系统通常会崩溃成小许多的与之相当的系统。非线性也保证了小原因可能导致大结果,反之亦然。这是复杂性的一个先决条件。

　　(5)相互作用常常作用于某个相对小的短程范围,即主要是从直接相邻处接收信息。长程相互作用并非不可能,但是实践上的制约迫使我们只能做这种考虑。这并不预先排除大范围的影响——因为相互作用是丰富的,从一个要素到任何另一个要素的途径通常包含着若干步骤。结果是,相应的影响也按此方式进行了调整。这可以通过若干方式得以增强、抑制或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