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意的戏曲遇到纪实的电影会发生什么？ 专家为戏曲电影未来的多种可能性“把脉”
　　戏曲+电影效果应该是1+1>2

　　戏曲是表意的，电影是纪实的，两种不同美学体系的艺术形式如何成功地融合在一起？

　　近日，“首艺联2020戏曲电影展映”戏曲电影论坛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资深戏曲电影导演马崇杰、北京电影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闫于京、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中外戏剧史论专家谢柏梁对于戏曲如何借助电影的翅膀更高地翱翔进行了探讨。专家们表示，戏曲+电影的效果应该是“1+1>2”的，未来的戏曲电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渊源  

　　中国第一部电影就是与京剧的结合

　　在如今的电影院里，“戏曲电影”显然是弱势群体，然而在专家们看来，戏曲电影的发展并不是晦暗的，因为它有着自己的观众群和值得传承的文化精髓。

　　在中外戏剧史论专家谢柏梁看来，中国电影行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戏曲电影的弦歌：“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便是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1931年，中国最早的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穿插了京剧《穆柯寨》《玉堂春》的片段；1948年，中国最早的彩色电影是上海的戏曲片、梅兰芳主演的《生死恨》，中国戏曲电影构成了东方奇观。”

　　谢柏梁还提到了一个数据，证明戏曲电影并不缺少观众，“越剧《红楼梦》电影的受众，初步估计仅仅在1978年的观影人数就有12亿之多，迄今为止，这部电影的观众不低于20亿。拿这个数据来看，中国大部分电影或者所有电影，从单片来看可能比不上戏曲电影《红楼梦》的观众总数量。即便是《红楼梦》舞台剧，其观剧数量也有2亿多人，就一个剧目而言，足以超过百老汇最好的音乐剧演出数量。其他如越剧电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天仙配》的电影观众，都是以5亿、10亿为基本单位的。”

　　北京电影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闫于京也表示，中国戏曲电影是一座宝藏，如果开掘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文化资源，“电影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剖社会、解剖人性，这对于中国传统戏曲来说，正是它的长项，比如《窦娥冤》、《桃花扇》，这种戏曲既关注现实，又能够深入解析社会。从南宋到清代，一直到现代戏，都很有人文精神，很会讲故事。”

　　困境

　　“急需找到更多与观众对话的通道”

　　然而，在商业电影成为世界潮流的情况下，戏曲电影面临着困境，如何突围则成了一个难题，电影科技显然被寄予了厚望。展映中，马崇杰导演、赵葆秀主演的戏曲电影《风雨同仁堂》便在摄制中首次运用了虚拟拍摄技术，这种方式让戏曲电影在视听语言上有所超越，改变了以往戏曲电影中，实景对于舞台动作的破坏。

　　京剧表演原本就是一种虚拟的写意，本身蕴含在演员的眼神和身段中，配上实景后会形成冲突。而虚拟拍摄技术则丰富了舞台的空间结构，这种技术使演员和导演能够看到实时拍摄的影像，随时调整表演情绪。专家们认为，技术会帮助戏曲电影改换头面，能够给人一个更新鲜的感觉。

　　但饶曙光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通过人的智慧和创造，最终还是要回到内容表达。戏曲电影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与当今观众找到更多对话的通道和空间，形成良性互动，“不管是用传统手段、虚拟手段，还是别的方式，只要能与观众达成共识就对了。”

　　目前常见的戏曲电影，基本上都是比较成熟的戏曲舞台剧被电影化，在未来有没有可能，专门从戏曲电影的角度来创作剧目，使戏曲电影更适合电影思维？对此，饶曙光表示，目前已经有不少专门为戏曲电影写的剧本出现，“比如，韩志君导演的《大脚皇后》《大唐女巡按》，就是为戏曲电影而创作的，其更多地运用了电影化的思维，也融入了更多现代人的意识和价值观念，让戏曲电影以现代人更能接受的方式出现。”

　　专家们表示，戏曲电影中，电影并不一定是辅助，也可以是一种促进，1962年京剧电影《野猪林》拍摄时，李少春先生就在导演崔嵬的建议下，将原来的吹腔改为了京剧的成套唱腔，由此而创作了广为流传的“大雪飘”，这是电影的功劳。

　　而在创作心态上，专家们也认为需要调整，闫于京表示，现在很多古典故事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但很遗憾的是，这些资源的开发都是瞄准了“刺激性”，却对文化内核和精华部分进行了舍弃，这种方式的发掘是一种创作上的偏差。

　　马崇杰导演认为，戏曲电影对于“人才”有很高的要求，“必须了解戏曲、熟悉戏曲，这样才能把戏曲蕴含的美，完完整整呈现在银幕上，才能更好地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升华戏曲舞台的效果。”

　　推动

　　建立一定形式的戏曲电影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