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

　　研究史上，中国石窟寺从“活下来”到“走出去”用了100余年。  

　　“大约100年前，外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石窟寺。”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20日在龙门石窟所在地河南洛阳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几十年，中国学者跑步“入场”石窟寺研究和保护，并开启对外合作模式。

　　张焯说，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与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海外文保机构合作，中国石窟寺做了大量保护项目。“在传统保护技艺基础上，融入了世界性的保护理念和新科技材料。”

　　至此，中国石窟寺才真正走上自我守护之路。

　　但这些仍不够。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认为，石窟寺首要目标是和时间赛跑的抢救。“运用数字化手段保护、恢复石窟寺及其它地表文物，正是基于当下这一目标。”

　　在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继忠看来，在自然界微生物、水等病害的影响下，石窟寺最难保护。怎么样延续石窟寺寿命，减缓风化破坏速度，仍是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的重要研究命题。

　　黄继忠说，“石窟寺保护各有千秋。中国石窟寺保护以修建一些木质结构的保护性窟檐等为主，这对较大石窟的保护效果甚佳，保存现状相对较好，亦得到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认可。”

　　近些年，中国科技部先后启动石窟文物风化病害评估系统、保护技术研究等石质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特别是数字化虚拟修复技术的引入，很好地解决了石窟寺微生物病害治理等方面的难题。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贾濯非称，龙门石窟此前已联合浙江大学做了一件文物复原，在虚拟空间将异地的佛身和佛头复合，呈现一尊完整的佛像。

　　在石窟寺研究、保护的数字化道路上，中国并非虚拟修复一条腿走路。张焯说，“既包含数字化采集存储、档案的建设，同时在三维激光扫描的基础上，进入更高层次的3D打印时代。”

　　中国石窟寺“走出去”，莫高窟是首个“吃螃蟹”者，先于其它石窟寺率先将展览推至海外。张焯解释，与云冈、龙门不同，敦煌莫高窟洞窟较小，且以平面的、二维的壁画为主，复制相对简易。

　　“云冈和龙门都是高浮雕，仅靠传统美工是捏不出来的。”张焯说，“不过现在通过3D技术，已经实现洞窟等比例大的复制，在大体量洞窟复制的世界先河中，中国人走出了第一步，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

　　张焯称，随着数字化等技术加持，中国石窟寺保护工作正在摒弃哪坏修哪的“被动式”，走向预防性保护、精细化修复之路。(完)

【编辑:王诗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