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两度从军再从文的“新花木兰”

　　◎肖伊绯

　　话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位名字接近、年代相近的女作家，一位叫谢冰心，一位叫谢冰莹。

　　谢冰心，即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冰心，她是福建福州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而另一位谢冰莹，无论是与“谢冰心”还是“谢婉莹”之名，都只有一字之差，不十分熟悉其人其事迹者，容易混淆不明。  

　　谢冰莹(1906—2000)，原名谢鸣岗，字风宝，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192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与谢婉莹(冰心)、苏雪林、冯沅君等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一道，跻身中国现代女作家行列。

　　与其他女作家相比，她的人生历程显得尤其特别，与中国现代军事的联系最为紧密，她是中国现代军事意义上的第一位女兵，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堪称能文能武的“新花木兰”。

　　病中完成《一个女兵的自传》写作

　　谢冰莹首次从军，始于1926年冬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经过短期训练，便开往北伐前线参战。其《从军日记》就是在战地写成的，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

　　1927年军政学校女生队解散，先后入上海艺大、北平女师大学习。从北平女师大毕业后，谢冰莹用几部书的稿酬作学资，于1931年赴日本留学。但几经周折，竟在日本被捕入狱，不但求学未果，还饱受酷刑摧残；后经柳亚子等友人营救，方才脱身回国。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她毅然投入抗战洪流，她自行组织战地妇女服务团，自任团长开往前线。此刻，她再一次从军，为抗战而从军。

　　为“新花木兰”先北伐又抗战的从军义举所感动，上海《立报》与北平《世界日报》对其曾各有一次专访。第一次是在1937年10月，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不久，第二次是在1946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不久，话题当然都离不开“新花木兰”的抗战生活。

　　其中，上海《立报》的专访，约1500字，配发了一幅谢冰莹着军装执旗帜的照片，图文并茂地为读者勾勒了一幅“新花木兰”的人格肖像。报道中提及，虽然她从日本侥幸脱险，保全了性命，可因为在狱中受刑过重，身心备受摧残，脑部也发生了病变，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归国后，谢冰莹坚持在广西南宁中学教书，还主编《南宁妇女周刊》，终因病体不支，不得不回湖南去休养。1936年，她在湖南休养期间，仍勉力完成了《湖南的风土》《一个女兵的自传》两部书稿的写作。因为写作的辛苦，再加上四月间丧母的刺激，她神经日渐衰弱，还患上了胃病、鼻炎、心脏病，这使她在暑假的时候，不得不到南岳肺痨病疗养院治疗了一月。

　　直到治疗完毕，回到长沙，谢冰莹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她思前想后，想到她这一身病痛完全是由日本人所赐，便下了牺牲一切赴前线抗敌的决心。就这样，一位曾经从军痛击军阀、祈望国家统一的北伐女兵，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又化身为奋起还击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抗战女兵。

　　对于当年的女性读者，谢冰莹接下来的讲述，恐怕更能打动她们的内心。谢冰莹称，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成立，是她本着只有抗战才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只有参加这样的抗战，中国妇女才能得到解放这一信念而发动的。她说：“北伐后，妇女的活动被到厨房去的口号封锁过，以致妇运会曾一度消沉，但是今后的妇女要从家庭中打出一条血路来，这便要看妇女们是否能到前线去，和武装同志共同抗敌了。”

　　至于前线战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此行上海，究竟有什么目的与任务，谢冰莹也交待得非常清楚。她说此次来上海，“是军部派她来和各救亡团体接洽前线所需要的书报、慰劳品、救伤药品等，并且为该团团员制棉大衣、换洗衣服等”。

　　据记者了解，来上海第一天，谢冰莹除已见到过何香凝、郭沫若、柳亚子、沈钧儒、沈兹九等外，还参观了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当众报告了战场前线一天的艰难生活。从她的报告中，大家知道，前线的汉奸问题、救护问题依然很严重。她希望后方能不断地组织并训练有担架、侦缉、宣传技能的男女同志，上前线去。

　　报道的结尾是这样的：

　　谈到她个人的战地生活，她总是自称老兵。关于捉汉奸、审俘虏，在泥潭里跋涉，草地里避敌机，炮灰中写《从军日记》，无不觉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

　　昨天下午五时，她回前线了，当她和记者握别时，只兴奋而简单地说了几声：“战地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