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的故事
　　此生只为守敦煌

　　1959年，常书鸿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事在天梯山石窟第13窟前合影。

　　陈雯怡

　　自从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他的命运便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一生都保留着一种使命感：敦煌艺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舍命也得保护它。

　　塞纳河畔邂逅敦煌

　　一个隆冬的夜晚，塞纳河畔一家专售美术图片的书摊前，在巴黎已经功成名就的中国艺术家常书鸿因一部由六本小册子合订而成的《敦煌石窟图录》驻足许久。那是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图片，是1907年伯希和在敦煌的千佛洞拍摄，后翻印成这样规模可观的合订本。

　　没有人在见到敦煌艺术后能无动于衷。身为艺术家的常书鸿更是如此。

　　回祖国去！当初，为了学习艺术孤身前往法国时有多么毅然决然，这时常书鸿回国赶赴敦煌就有多么的义无反顾。

　　放下法国的无限风光和优质生活，在战火纷飞的中日战争乱世中，常书鸿回到了中国。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敦煌，从此成了他一生的守护对象。

　　“哪怕只剩我一个人，我也要去敦煌！”

　　回到祖国的常书鸿，没有顺利去成敦煌。

　　他回国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降临，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所有人的幻梦。

　　常书鸿因此卷入了战事中的教学生活。

　　他心心念着敦煌，直到被推选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的人选。

　　去敦煌前，常书鸿特意去了梁思成家。梁思成一听就连连击掌，瘦削的脸上漾起一阵红潮：“书鸿兄，你这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太钦佩了！可惜我的身体太差了，要不然我也想再跟你去一趟！”

　　常书鸿又拜访了徐悲鸿。徐悲鸿的态度更是直截了当：“书鸿，到敦煌去是要做好受苦准备的。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就是唐三藏，就是死活也要去取经的玄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书鸿，这件工作真交给你了，你就得把整副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研究、整理工作的担子挑起来！”

　　可是经费和人员哪里找？当时给他派任务的教育部要拨款没拨款，要人没人，几乎所有事都只能靠常书鸿这“发了疯才要去敦煌”的“书呆子”自己张罗。 1942年，常书鸿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为西行敦煌筹集经费， 而谁又愿意跟他一起去敦煌？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兰州郑重举行。常书鸿没有料到：对于研究所所址的设立，委员会成员与他竟有这么大的分歧——绝大多数人主张放在兰州，当他提出要设在敦煌时，会上竟一时冷场，大家都像哑了似的。“兰州离敦煌有一千多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又如何搞研究呢？要完成这项使命，我们是非到敦煌去不可的！” 最终，敦煌研究所如愿设址敦煌。但常书鸿原先指望的计划和工作要求、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就如清光可人的月亮悬在了半空。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一个人合作，没有一个人愿去。到敦煌去，就这么难？愈是这样，他愈是铁了心肠：哪怕只剩我一个人，我也要去敦煌！

　　纵然死在敦煌也值得

　　艺术家的天真，总是令人怜惜。去往敦煌的路途有多艰难？也许对常书鸿这个“敦煌痴迷人”来说，并不在考虑范围内。

　　当真正带着自己千辛万苦组来的队员和物资，踏上这场艺术旅途，常书鸿才明白：人们只知“葡萄美酒夜光杯”的醪醴风流，只知无数烽燧中“流沙坠简”的神秘，但是，这美丽神奇之地的实在内涵，却是生死之界比纸薄，“古来征战几人回”啊!

　　公元前张骞出使西域，千难万险，走的这条道。4世纪的法显和尚与惠景和尚也是同行此道，在翻越葱岭时，惠景被活活冻死！玄奘取经之难，更是人尽皆知。这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用脚在这条道上走出来的，那真是一步一个血脚印啊！但就像徐悲鸿先生说的：中国的画家们，如果你们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唯一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那么就绝对成不了一个好画家！ 果然，常书鸿一行人来到这里，无一不被它的辉煌和艺术价值所臣服。

　　初入敦煌时，常书鸿在给妻子的信中就写道：

　　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为它死在这里，也值！……真的。这里，无论从洞窟建筑结构、壁画的装饰布置，还是画面的主题内容和民族特征以及时代风格来说，都是4世纪到14世纪这千余年中，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