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端午”之称，最早见于晋代周处所撰《风土记》，迄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俗众多，随之产生的民间美术也极为丰富。它们以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形式，将端午节装点得五彩缤纷、热闹非凡，为后人留存下珍贵的可视资料。

　　全生避毒

　　端午在仲夏时节，气温骤升，百虫始动，疫病容易滋生。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即把五月视为“恶月”，而五月初五则是“恶上加恶”。面对时气变化带来的难题，古人发明出各种方式来克服它。除蓄采本草、沐浴兰汤、饮雄黄酒外，将五色丝、香包佩戴在儿童胸前的做法在民间颇为流行。五色丝又叫“长命缕”“续命缕”，从东汉应劭所著《风俗通义》的记述中可得知，早在汉代，人们便在端午节以“五色丝缠臂”，以避除兵鬼、病瘟。五色为青、赤、白、黑、黄，分别象征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宋代，人们将五色丝编缀成方形饰物佩戴在胸前。历代相因，不断充实变化。香包与五色丝的功用相似。旧时，人们用绸缎或棉布制成各种精巧玲珑的小香包，装上香茅、甘草、丁香、柴胡、苍术、冰片、香樟，甚至是檀香、牛黄、朱砂等名贵药材，既能驱病散浊，又为孩子们增添了如意的玩物，玩耍起来小巧玲珑，周身香爽。

　　甘肃庆阳的香包历史悠久，品类繁多，其中以“螃蟹”香包最具特色。当地人将螃蟹视为毒物，在螃蟹身上缀以蝎子、蜈蚣、蛇、壁虎、蜘蛛等五种毒虫，用以毒攻毒的方式防御毒害。避五毒是端午节的重要内容。“五毒”的形象，自汉代便已出现。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卷三中记载，宋代宫廷中“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合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谓之‘毒虫’。”实际上，夏季的毒虫不计其数，“五”只是个虚数。人们将五毒的形象绣制在香包或儿童衣物之上，既是为了避免毒虫侵害，也有让小儿辨识毒虫的科普作用。

　　宋以降，“五毒文化”在民间愈加广泛，人们将端午节避除毒邪的需求与张天师镇妖除祟的法力结合起来，张贴“天师符”以降五毒的风俗也随之盛行。时至今日，民间还流传有这样一首歌谣：“五月五日无，天师骑艾虎，五毒化灰尘，妖邪归地府。”

　　在民间，老虎也具有镇克“五毒”的本领。清人吕种玉在《言鲭·谷雨五毒》中写道：“古者，青齐风俗，于谷雨日画五毒符，图蝎子、蜈蚣、蛇虺、蜂、蜮之状，各画一针刺，宣布家户贴之，以禳虫毒。”由此可知，最早的五毒用于谷雨时节，后来延伸为端午节习俗。虎镇五毒的意义在于，以老虎的正面力量，将各种妨害健康的祸疫予以歼灭。

　　然而，用老虎降服几条毒虫，实在有些大材小用。故而，民间创作出大量的“鸡吃五毒”的作品。江苏苏州桃花坞年画中就有一幅表现鸡食五毒的《西洋斗鸡图》。黄河流域的剪纸作品中，大多将五毒简化为其中毒性最强、最值得警惕的蝎子。陕西安塞的剪纸能手曹佃祥就曾创作过一幅《鸡吃蝎子》的剪纸。美丽壮硕的雄鸡啄住蝎子欲以吞掉，既贴近生活实际，又符合人们避除毒害的心里。

　　以虎镇邪

　　在端午节俗中，虎的形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以勇猛、强健的身姿，震慑、庇护的效力，深受人们的喜爱。早在先秦时期，老虎“性食鬼魅”的说法便在民间盛行。《山海经》中叙述，度朔山上有两位神仙神荼、郁垒，镇守万鬼之门，凡遇恶鬼出入，便用苇索捆绑送去喂虎。在人们的心目中，猛兽成为了人们防御凶邪的“守护神”。千百年来，这种观念左右着人们的民间美术创作活动，使得老虎成为民间剪纸、刺绣、年画、泥塑等品类中的重要题材。

　　艾草是生长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一种植物，其茎叶具有异香，能驱蚊虫，清瘴气。端午时节，人们常将艾草悬挂在门旁，或扎制成虎形，谓之“艾虎”，以避邪祟。而今，我们能够见到的端午艾虎，多为剪纸和布制玩具。农村妇女剪制的艾虎剪纸，常常配有艾叶、花草、蒲剑和葫芦形象。

　　除艾虎外，布老虎是端午节最为盛行的儿童玩具。人们借助虎威恫吓鬼魅，护佑儿孙，同时希望自己的后代具有虎的精神与形象，虎头虎脑、虎虎生威。北京地区的布老虎以黄布做底，用黑墨以寥寥数笔勾勒出老虎身上的花纹，耳朵和尾巴上还装饰有白色的绒毛，既突出了布老虎的憨厚可爱，又不失“兽中之王”的气魄。陕西洛川的布老虎头部硕大，獠牙上翘，颇似战国时期的镇墓兽。在黄河流域，形态各异的虎枕也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用物。虎枕有单头虎、双头虎、虎头鱼尾等多种，造型比布老虎更加简洁、概括。

　　竞渡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