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保护好历史文化名镇(村)、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文化遗产、古树名木等”，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农业文化遗产”概念于2002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遗产及与其相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此后，世界各国开始积极发掘本国的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农业文化遗产遗存分布广泛。2004年，我国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专门设立“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3年起，“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评选工作正式开展，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遴选与保护机制的国家。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公布了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共计118个项目入选。世界范围内进入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已达50个，我国共有15个项目列入其中，位居世界第一。

　　延续农业文化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实质上就是保护那些优秀的复合农业生态系统，延续农业文化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最终实现文化、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价值与意义具体如下：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让农业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对决战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于2005年6月第一个列入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青田县通过对稻鱼共生系统、传统农耕生产方式、“青田鱼灯”等民俗活动及自然景观的保护与利用，带动了休闲农业与观光农业发展。更重要的是，有机无公害的稻鱼共生产业得以推广，青田稻鱼米和青田田鱼在市场上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近年来，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这一品牌每年给当地带来总产值2亿元以上，实现了农民增收，有力推进了当地乡村振兴。据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调研显示，我国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很大一部分位于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重点村，不仅自然生态环境良好，而且民俗文化多样、人文景观丰富，如果得到善待和重视，可以有力推动当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保护物种和文化的多样性。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而非单一项目，其保护对象涵盖了家禽家畜、农耕作物、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乡村景观等多种类型。无论是从项目设置的初衷还是效果来看，保护农业文化遗产都有利于保护生物、生产和文化的多样性。以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为例，它是首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当地出产“紫香贡米”“紫贡黑米”、紫鹊界“红米”“贡茶”等大量原生物种。千百年来，苗、瑶、侗、汉等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南方稻作文化和苗瑶山地渔猎文化交融互补，山歌、祭祀、傩戏、耕作、狩猎等各种习俗至今仍散发着古朴神秘的气息。该地依靠森林植被、土壤、田埂等形成储水保水系统，更是凭借独树一帜的基岩裂隙孔隙水水源，构成了几十万亩灌溉工程景观。被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后，又促使当地政府、民众和社会各界对其特质资源更加重视，使其愈加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漫长的农耕生产过程中，中华民族繁衍生息，通过种养结合、循环利用、水旱轮作、使用有机肥等传统农业耕作技术，保持了土地的可持续性生产，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华农耕文化。很多农田使用了上千年，土地的生产力还能维持长盛不衰，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使用的肥料是草木灰和人畜排泄物混合而成的有机肥，土地不会污染和板结。例如，在贵州从江地区的农村，当地农民“种植一季稻、放养一批鱼、饲养一批鸭”，形成了“稻鱼鸭种养殖复合系统”。稻田为鱼和鸭提供了丰富饵料，鱼、鸭则为稻田清除虫害和杂草，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反过来，鱼、鸭的粪便又为水稻的生长提供有机肥料，减少了化肥的使用。人与自然协同进化、动态适应，对今天的农业生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