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汪沛：疫情之后，多极世界的全球化将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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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淡宁 生于加拿大，知名哲学家、政治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学术顾问理事会成员。曾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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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沛 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法国索邦大学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专业领域为法国哲学、比较哲学与中国思想史。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国都积极应对，但具体措施却各有不同。如果我们将这次疫情看作一场对国家的考验，东亚国家的答卷似乎比不少西方国家更胜一筹。不少学者认为，这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传统相关。哲学家、政治学家贝淡宁也持此观点。贝淡宁出生于加拿大，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开始学习中文，目前他已在中国生活了17年。他认为，这次疫情反映出了中国的儒法思想、尊师重教、珍重老年人生命的传统。

　　今年2月份以来，贝淡宁与太太汪沛在居家隔离期间，写了不少鼓舞士气的时评，分析艰难抗疫带给中国新的可能性。汪沛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她与贝淡宁合著的新书《正义等级论：为什么社会等级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如此重要》，也于今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因为疫情，他们不得不取消了去很多国家推广新书的计划，但也因此有了更多思考和写作的时间。

　　东亚儒家文化圈在这次防疫中有哪些共性？海外世界对中国有哪些误解？新冠肺炎疫情会引发新一轮冷战吗？全球化会走向长期衰退吗？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贝淡宁和汪沛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二人对疫后世界的趋势表示乐观，在他们看来，所谓全球化衰退，只是单极世界领导的全球化衰退了，而多极世界中更为均衡和公平的全球化正在兴起。

　　文化与经历，让东亚更善于防疫

　　新京报：如果我们将新冠肺炎疫情看作一场对国家的考验，东亚国家似乎普遍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不少学者认为这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传统相关。贝淡宁教授之前在采访中谈到过这一点，尊重君子、尽责公民的儒家价值观是中国抗疫的文化密码。不过，针对同一种现象，另有一些海外学者持相对负面的观点，比如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东亚“儒家思想”的“服从”传统，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戴口罩，并信赖政府、“数字监控”系统等。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态度的分歧？

　　贝淡宁：我认为二者之间没有什么不一致的。中国有两种政治传统，儒家和法家。儒家认为，政府官员应该为人民谋幸福，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法家则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应采取严厉的处罚手段处理紧急情况。每当遭遇危机时，这两种传统总会在中国发挥作用。人们普遍接受这些措施背后存在的道德基础：强硬措施是为了维护人民福祉。这些文化传统对中国人有着深远影响，也在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根深蒂固。

　　不过，文化因素不是唯一的原因，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更有经验。中国人在2003年经历过非典，韩国人在2015年经历过中东呼吸综合征，日本人有戴口罩的习惯——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保护他人免于病毒感染。

　　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很好，比如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还有新西兰这样的小岛国，这些国家有很深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责任传统。这些国家人口较少，压力也相对更小一些。不过美国，以及我的家乡加拿大就做得不怎么样了。

　　汪沛：之所以出现这种误解，也因为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缺乏了解。中国最初遭受疫情冲击时，年轻人非常谨慎，父母辈则不把疫情当回事，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年轻人苦口婆心劝父母不要出门、一定要戴口罩。西方人习惯性地将其归结于对政府强制的服从，实际上，人们对于家人生命的关怀与珍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此外，中国老百姓十分在意专家的意见，尊师重教、尊重君子也是儒家传统的体现。比如，钟南山院士的话在老年人之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贝淡宁：实际上，很多国家缺乏尊重专家的传统。比如，美国有很强的反精英主义传统。在这次疫情中，美国人往往谴责政府做得不好，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但同样也出于他们对于精英文化的一贯反叛。他们没有类似儒家社会的“君子”概念，这给他们应对新冠危机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新京报：在你们看来，中国的社会秩序似乎也有助于应对疫情？你们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可取的等级制度是为公民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