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剧《清平乐》的热播，让观众的焦点，从流行多年的清宫剧一下子上溯六百年，追剧从清朝追到了宋朝。

　　《清平乐》的主人公是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他是宋朝第四位皇帝，也是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达42年之久。整个北宋历经九位皇帝，共计167年，宋仁宗就占了四分之一。

　　看惯了清宫剧的观众，恐怕对这位距今近一千年的北宋皇帝不甚了解，觉得比之在位61年的康熙皇帝、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着实也算不得什么“千古一帝”；在所谓“文治武功”方面还真是“稍逊风骚”了一点，看点与亮点，似乎也都少了一点。

　　这样的“追剧”初感，自然是难以避免的。可是只要能在“追剧”之余，对宋仁宗乃至其治下的宋朝多些了解，一位中古时代的君主如何殚精竭虑去励精图治，如何克勤克俭而“求仁得仁”的历史形象也会油然而生。

　　诚然，这样的历史形象，与世人一贯重视的所谓“开国帝王”或“盛世明君”有所区别，并不能与轰轰烈烈的开国勋业或风风火火的盛世功业相提并论。然而，也不妨在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与“永垂不朽”之外，去换个角度看待君主生平。

　　修陵动用4万士兵

　　从文献到文物，从史籍到史料，兜兜转转，宋仁宗的人生，恐怕始终无法定格、聚焦于某一处。一个“仁”字，是近千年之前臣子们尊献的庙号，可却无从概括他的真实形貌。当年北京故宫南薰殿中悬有宋仁宗的画像，如今也已远泊至台北故宫，令人追想帝王真实形貌之际，又陡增另一番沧桑慨叹。

　　宋仁宗，自然不会仅仅是史籍中的那个宋仁宗，他还要一直活在传说、小说，甚至神话之中。宋仁宗，自然也不会仅仅存留于某一处史料之中，他还存在于道教、佛教乃至儒教史的文化记忆之中。

　　此外，至今无从获见真迹的宋仁宗“飞白书”，也还活在那些名臣硕儒的赞颂与忆述之中。至于帝王书法中的政治遗产，今人能继承与发挥的，有多少出自宋仁宗，又何必再去斤斤计较呢？

　　如果说，传说与小说中的宋仁宗，有可能“戏说”的成分多了一点；文献与文物，史籍与史料中的宋仁宗，有可能“死板”了一点；那么，这世上最接近宋仁宗“本人”的地方，还有一处，那就是永昭陵。

　　史载，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宋仁宗逝世。同年十月，葬宋仁宗于永昭陵(位于今河南巩义市区)，修陵调集士兵4万余人，工期7个月，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绸绢250万匹。可谓耗糜庞巨，规模空前。

　　欧阳修曾作《永昭陵挽词》八首，挽词中再无当年朝堂之上的谏争之语，更无对帝陵耗靡庞巨的慨叹之言，有的只是哀伤沉痛的追悼，有的只是歌功颂德的追怀。此时的欧阳修，认定宋仁宗是一代贤主明君，情不自禁地追忆起御赐“飞白书”的往事，俨然已恍若隔世。挽词其一云：

　　干戈不用臻无事，朝野多欢乐有年。便坐看挥飞白笔，侍臣新和柏梁篇。

　　衣冠忽见藏原庙，箫鼓愁闻向洛川。寂寞秋风群玉殿，还同恍惚梦钧天。

　　宋仁宗死讯传至河南洛阳时，理学大师邵雍之子邵伯温仅七岁，他“尚记城中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其舅王元修“自京师过洛”，告诉其父称“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尽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还有一位远赴四川安岳任职的官员亦告知其父，称“行乱山中，见汲水妇人，亦载白纸行哭”。

　　可见，确实有不少人在为宋仁宗逝世深感哀痛。于是，邵伯温发出了“呜呼！此所谓百姓如丧考妣者欤”的感叹，认为帝王得民心如宋仁宗者，实在太过少见。这些七岁时的见闻与追忆，以及宋仁宗死后，御马“玉逍遥”因“悲鸣不食而毙”的事件，后来都被郑重的写入了《邵氏闻见录》一书中。

　　如此这般的皇帝葬礼，如此这般的永昭帝陵，从宋代名臣名士的诗文笔记之中，都还可以零星散逸但却颇感真切的获见当年情状。当时乃至两宋时期，朝野上下几乎都在众口一词的传颂，宋仁宗实为颇得人心的“求仁得仁”的开明君主。孰料仅仅60余年之后，北宋王朝在金兵铁蹄下覆灭之后，关涉永昭陵的记述就日渐稀少，直至渺没无闻。

　　国外收藏家屡探永昭陵

　　法国汉学家沙畹是亲访永昭陵的西方学者第一人，他的到访时间是1907年。三年之后，美国学者、著名收藏家、实业家查尔斯·朗·弗利尔，开始了他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中国之旅。弗利尔留下的文字和照片，与沙畹辑入《华北考古图谱》中的图文资料相比，更富有人文气息。

　　1910年10月27日，弗利尔第一次在河南巩县见到宋代皇帝的陵墓群。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