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业内，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被称为古籍。古籍、书画、碑帖的修复装裱，自古就是一门手工技艺。

　　意大利修复大师布兰迪曾说：“所谓修复，是为了维持某件物品物质性上的无欠缺性、为保证其文化价值的保全、保护而实施、处理的行为。”

　　在中国古代，古籍修复以师带徒的方式代代相传；今天，古籍修复师被誉为“缝补旧时光的人”“与时光对话的人”。

　　赵嘉福，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人才，1961年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书画修复装裱、碑刻传拓60年，主持重大文献修复和拓片制作项目，先后修复大批国家一、二级古籍文献；退休后，担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培训导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重庆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传习所导师。

　　赵嘉福博采南北两派之长，以“博雅”闻名，堪称一代“国手”。“博”指他技术全面：古籍修复、书画装裱、镌石刻字、碑帖传拓、碑帖装裱，五项全能。“雅”指他技术风神俊逸，无论手法还是作品，都兼具艺术气与学者气。然而，对于外界声名，他却谦逊地说：“什么事情，你坚持个几十年不停琢磨，最后自然会出成绩。”

　　江南丝竹乐声熏陶出来的“好苗子”

　　“叮当，叮当，叮当……”金属碰撞的脆响，声声入耳。

　　采访时，年近八旬的赵嘉福一边演示石刻“复旦精神——于右任”，一边讲解，“私印十分考究，印章上的字体、笔锋因人而异：有的人不相熟，刻章最好中规中矩、完完整整；有的人懂行，刻章就可以根据主人的性格气度来。你看，‘于右任’这个印章，‘于’字虽然少了半边，但‘任’字顶天立地，颇具先贤风骨，大气谦和，不拘小节。”

　　小小石刻，寥寥七字加一方印，竟藏着许多学问。若这学问放在六七十年前，对喜欢江南丝竹的赵嘉福来说，好像八竿子打不着。

　　1944年，赵嘉福出生在上海徐家汇老街，后迁居淮海路茂名路一带。幼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繁华，但他见过国泰电影院门口的外国人、锦江饭店大花园的钢琴、淮海公园的读书沙龙……并且习以为常。调皮的时候，他还会和酒店的印度门童飙英语。不过，相较之下，他更偏爱传统文化，听邻里说书、讲浦东故事，以及弄堂口响起的《春江花月夜》。

　　因为喜好音乐，读书以后，赵嘉福加入学生乐队，当起二胡手；读初中时，正赶上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民族乐团到学校挑“好苗子”。两个学校都相中了他，不过，上海音乐学院是招生，要交学费，校方还建议他改行拉小提琴；上海民族乐团招的是2年制学员，不用交学费，免费提供伙食，还发补贴。

　　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懂事的赵嘉福自然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当机立断加入上海民族乐团，继续拉二胡。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后，上海民族乐团压缩编制。赵嘉福想了想，如果调剂到别的院团，去杂技团做伴奏，二胡手作用不大，于是决定改行。改行有两个选择，“一是去上海博物馆当讲解员，但我普通话讲得不好；二是到上海图书馆，帮别人借书还书理书，应该没啥问题。”

　　1961年，赵嘉福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馆长是图书馆学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

　　“顾老是苏州人，讲话轻声细语，儒雅中正，修养很好。当时，上图没电扇，但夏天再怎么热，顾老都不穿汗衫。”赵嘉福满心敬重地回忆道，顾老特别重视古籍修复，遇到难得一见的善本，每每亲自过问。“顾老说，我们既然要学古籍修复，先得补足文化课。怎么补？下班后，业余时间上夜校。现在，我的高中毕业证书还收着哩！”

　　同时，顾廷龙又请藏书家、版本鉴定家潘景郑，藏书家、古典目录学家瞿凤起，轮流给年轻人上课，每周半天讲古汉语。

　　从《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开始，到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名篇倒背如流，十几岁的赵嘉福一开始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古汉语、背文言文，“有意思的是，潘先生他们读古文，像唱歌一样好听，有调门。我们学起来，也很感兴趣。”

　　此外，顾老还安排年轻人练字。怎么练？每天上班前一小时，在单位练。

　　“那我应该练什么体？”赵嘉福问。

　　顾老则回答说，没有硬性规定，自己喜欢哪种就挑哪种。

　　赵嘉福练了一阵褚遂良的楷书，也练过柳公权的柳体，但没有恒心。“书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自己练，进步很小，而且不够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