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赵超构先生诞辰110周年
赤诚写心史 练达报人情
——读富晓春新著《赵超构书信往事》
赵超构(1910-1992),笔名林放,浙江文成人,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杂文家和社会活动家。1934年受聘于南京《朝报》;1938年参加重庆《新民报》工作;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写出了媲美《西行漫记》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新中国成立后,主持《新民晚报》工作。赵超构一生从事新闻工作,勇于新闻改革,为人民说话,笔耕不辍,奋斗不息,创作了万余篇脍炙人口的新闻性杂文。
殷陆君
名人书信成为当下热门出版物,既满足人们了解名人的好奇心,也增进理解世事的共情力,更成为观瞻历史的参照物。
历史已远,线索渐虚,踪迹难觅,如何收集需要功夫、怎么整理需要头脑,恰当联结需要智慧、巧妙解读需要心力。富晓春新著《赵超构书信往事》,恰好在研读与闲读之间,寻找到了一个令读者满意的平衡点,对于当下如何编辑出版一本让人悦读的书信集,值得借鉴。
赵超构是一个新闻人,杂文是方家,对于中国晚报更是大家。让报纸“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闻追求,“软些软些再软些、广些广些再广些、短些短些再短些”的晚报文风,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的宣传艺术,至今让人难忘,足见其在新闻方面的卓越成就。其杂文绵里藏针,针砭时弊,留下诸多名篇。写杂文并不是件讨好的事,即使曲笔再软也难掩锋芒,因此见容于时人,是不容易的;历史地看,苛求篇篇正确,更是勉为其难。但是有人惊叹,赵超构是久经世纪风雨而未受大冲击的“翁独健”,那么多“棍子”也未曾打到他身上去,他的办报之道和处世智慧值得寻味。
书信是私人性的物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更细腻的感性痕迹,发现更丰富的情感联系,悟出更深刻的处世道理。富晓春选择了一个巧妙的切口,倾听赵超构心灵深处的声音,但做下来并不容易。相较于大都市上海,他在偏僻的小城一隅;相比赵老,他小了好几轮,但是有心恰恰有、结缘层层深。他结交其亲,广访众友,学研其文,考证其事,细梳联系,从花繁柳密处拨开杂丛,从似隐非隐处找寻连线,轻轻推开了走近一代报人的“百叶窗”。
赵超构是一个社会人,亲情是纽带,友情是桥梁。先天的耳疾是他天然的保护伞,而强烈的自律是他严实的防护衣。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无论是办报还是著文,赵超构目光犀利独到,既看到社会的问题,又想到时代的趋势,还能兼顾时人的接受度和观念的反复性,对时事政治的把握体现在文字的分寸拿捏里,也蕴藏在朋友的往来交流中。从他与国民党的巧妙斗争、和共产党人的真诚交往,对朋友的诚挚心意和读者的友好态度,与长辈的尊敬和对晚辈的爱护,我们感受他的人情冷暖和世态凉热,看到浙沪人的聪明与精明,体会新闻与政治的特殊联系,体察新闻工作者的特有谨慎,理解他多年藏于市井低调生活的睿智。
读这些书信,我们能看到他写杂文的状态,无我无人,时掷匕首,或举投枪,为时代揭弊,为民生呐喊,为自由倡议,大胆泼辣的文风,活脱脱的报人风范。观这些往来,我们看到他做人的性情,有情有义,常思故交,常系旧朋,为历史证明,为真话鼓掌,为进步着力,求真担义的追求,凛凛然的文人风骨。如此我们不难理解,他的文字和身段都是软中带硬,语言和性情博中见智,内容和行为和中贯气,角度和表达平中见奇。我们也不难理解,他对家人要求之苛,对生活要求之低,佐证了他为人的低调和自律,虑事的周密和细致,为的是安身立命,这是多年积累的为人之道,也是情感的独特表达,更是后天的生存智慧。浸染这些血浓于水的情感波澜,把握深深浅浅的管道通向,还原历史深处的沟壑印迹,我们找到了理解一个老报人的金钥匙。
书信的好处是真实真切,不足是语焉不详,短期难以深刻理解。1985年,他当选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首任会长。1989年8月4日,他给时任常务副会长的北京晚报总编辑顾行去信“晚报也有一个如何进一步发挥优势,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课题。社会新闻正是晚报的潜在优势。”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他的新闻历程,我们就知道,重视社会新闻是赵超构一贯的办报思想。1953年,他提出,“我们的社会新闻就是要从道德的观念出发来惩恶劝善,移风易俗”。1957年,他发表论文认为:决定一篇社会新闻的关键,往往是作者能不能以先进的思想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并且以用先进的思想感情来感染群众为准绳。1981年,他为新民晚报社提出“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十六字办报方针,指出“社会新闻是晚报的报道轴心”“晚报要在晚字上做文章”,在“情理事态”四个字上下功夫,做有晚报特色的文章。这些深刻的思想,对于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晚报是远见卓识,对于新时期提高晚报和读者之间的黏性很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