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大繁荣，高校博物馆也大发展，目前总量已近450座，并有更多学校在新建、改建和扩建场馆，甚至是打造集群。不过，与此数字形成对比的还有平均每馆五万人次的年观众量，以及70%以上机构年举办临时展览数不足三个的现实。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的《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管理工作的意见》，以及2011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的《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通知》，都是此领域的顶层设计。高校博物馆无论是作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加强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还是作为博物馆践行公共文化服务的一分子，都关乎场馆“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平衡，以及未来发展路径。

　　复旦大学博物馆目前正值改扩建阶段，预计于几年内全部开馆。我们将串联现有各校区场馆(如祖嘉生物博物馆、病理标本博物馆、人体科学馆等)，并以主校区(邯郸校区)全新的艺术博物馆为核心。同时，将艺术与科学融合，最终打造复旦大学博物馆集群，并促使该集群与校史馆、档案馆、图书馆等交相辉映。

　　壹·是“标本室”更是“实验田”

　　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拥有天然优势。在此背景下，高校博物馆在“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等主要功能上，似乎也占有先天优势。不少机构的展览与学科相关，由一些学科提供支持，展示体系也拥有专业性和稳定性。但高校博物馆在研究方面的存在感偏低仍是不争的事实，有的仅仅作为“标本室”或“科普区”而存在。究其根本，机构的使命和宗旨是什么，尚未厘清，许多为建而建；或是定位不准，未能依托高校优势、扬长避短；或是求大求全，盲目追求规模和向他者靠拢。事实上，对资源相对有限的高校博物馆而言，更需清楚自己的“彼岸”与“此岸”，以及如何达求彼岸。

　　复旦大学博物馆主馆始建于 1991年，聚焦古代艺术。目前，在改扩建的同时仍坚持开放的临时展馆，存在空间等硬件限制。但在软件建设方面，它始终依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进行产学研一体化联动发展，包括所有文博系教师都为其公益兼职，将教学和科研成果延伸至场馆，更将博物馆拓展为本硕博学生的实践平台，甚至是创新“实验室”。这首先体现在博物馆的策展人制度上，并在每年的毕业大展中彰显。从研究到藏品遴选、教育活动的策划与实施、文创设计，外加宣传推广、观众服务，都是学生的集体实习作品，也作为其对母校、母系的毕业献礼。此外，每年近60场的高端学术讲座，也由博物馆与文博系共同出品，并将资源向全社会开放。同时，两者还经常发起学术话题，主办业内研讨会和沙龙等。

　　高校博物馆作为原创科研的重要基地，自带纯粹品质和学术气质。关键是，它们要与大学学科发展充分联动，并凸显领域内优势，以讲好展品背后的故事，讲好大学独一无二的故事。21世纪的高校博物馆理应拥有一种嘉奖开发创新的文化，并发挥实验室效应，成为师生探索前沿理论和实践的试验田。

　　贰·是建筑地标更是文化品牌

　　高校博物馆首先是大学的博物馆，因此需要与大学建立良性互动，并将自身打造为校园文化空间和地标，正所谓“伟大的大学，有杰出的博物馆”。例如，牛津大学有阿什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皮特利弗斯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科学史博物馆，其中阿什莫林还是英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藏品最丰富的大学博物馆。哈佛大学博物馆主要分为艺术博物馆和文化、自然历史博物馆。其艺术博物馆与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堪称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大学艺术博物馆。此外，耶鲁大学的艺术馆、皮博迪自然史博物馆，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等都蜚声中外。在亚洲，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拥有参考图书室、修护工作室、馆友会等设施和组织。而台湾大学博物馆群则由十多个小型馆组成，是大学的品牌与文化表征。

　　高校博物馆的一大发展目的是生产、传播知识，基于实物资源提升大学软实力。一方面，它们可彰显大学的教育和创新价值，并帮助师生建立认同、态度、工作动力、创造力等。这些定性价值拥有强大的、助推高校转型的作用，也即富有“地方创生”效应，以培育更和谐的人地关系。而和谐的文教景象则将形成更大的人财物集聚效应，同时各方皆从中受益。另一方面，高校博物馆还可助推大学特色与形象构建，而这些正是重要的无形资产。近年来，几乎每所大学都把建设一座标志性博物馆纳入学校规划。当下，在各地普遍偏好古代艺术馆、场馆略同质化发展的尴尬下，这也给博物馆如何助力大学特色与形象构建提出了新课题。

　　叁·是教育资源更是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