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来，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文化现象。文人入仕且官居高位后，大都期冀被皇帝赐封一个谥号——文正。但是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这个谥号把持得非常严格，轻易不许人。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博得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大都是当时朝廷高度认可和文人交相赞誉的国之重臣。历宋、元、明、清四朝，共有26位股肱之臣生前或死后获赠文正谥号这一盛誉，其中宋代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等9人，元代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等5人，明代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等4人，清代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8人。

　　文正这个谥号在唐代作文贞，有唐一代先后有魏征、陆象先、宋璟、张说等4人荣膺文贞谥号。宋代承袭唐制，将文贞这一谥号传承下来，王旦等大臣都被谥为文贞。到了宋仁宗执政时，鉴于仁宗的名字叫赵祯，为了避皇帝名讳，遂将文贞改为文正，特别是经过司马光的“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一番阐释，文正遂成为古代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谥号，因为受封此谥号的官员，无论是本谥还是追谥，均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在文坛有所建树、在官场有所作为、在民间有甚好口碑。

　　谥号在不同朝代有着不同等级，以清代为例，“文”原则上只赐给入过翰林的大臣，但偶尔也有例外，比如左宗棠谥号“文襄”。清代以“文”命名的谥号较多。“文正”为文臣的最高荣誉，只能由皇帝钦定；“文忠”则是传统谥号中最佳的，仅次于“文正”；“文恭”通常赐予恭顺踏实的大臣，属于中上档次；“文成”一般用于赏赐那些治理有方的文臣；“文端”往往用来赐予知名理学家和品行方正的大臣；“文襄”大多用于赐封那些为开疆拓土作出贡献的大臣。

　　我国语言文字含义丰赡，几乎每一个汉字都蕴含着先哲的卓越智慧，都承载着先民的人文追求。不少汉字都为字音藏义、字形藏理，以文化的“文”与正直的“正”相组合，就是政治的“政”字，所以得谥“文正”之人，几乎都是为文从政这一文官群体中的佼佼者，这些人也的确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传承后世的声名、功勋和主张。

　　以千古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垂范后世的范仲淹，既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又是蜚声文坛的文学家，其为政清廉，刚直不阿，官至参知政事，遗作《范文正公集》享誉后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耶律楚材，是元代著名政治家，曾协助成吉思汗、窝阔台制定多种效仿汉制的政策与典章，促进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深度融合，官至尚书右丞，所撰《湛然居士文集》存留至今。一代大儒方孝孺，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举止淳厚，坚贞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官至文学博士，所写《逊志斋集》铭刻青史。晚清第一重臣曾国藩，是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所撰《冰鉴》等著述裨益后世。这些历史人物或许性格情趣迥异，或许成长历程不同，但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既在为文治学方面有殊异才能，又在当官从政方面显示出卓越才干，成为诠释“文”“正”“政”三者内在关系的有力而恰切的佐证。

　　曹丕在《典论·文论》中曾经写道：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魏文帝认为撰写文章有两大效能：作为“经国之大业”，文章有利于治理国家；作为“不朽之盛事”，文章有益于修身养德，他首次将撰写文章与治国理政乃至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联系起来，使文学的功效得到空前提升。鲁迅先生对曹丕的观点深为赞同，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曹丕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正是由于“自觉”，才笃化了治国大业的人文指向。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指出：文所以载道也。郭沫若在《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中对此解释道，“‘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来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由此可见文以载道是对文学社会作用的深刻表达和精辟概括。无论是阅读一篇文章，还是浏览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人们将眼光仅局限在文本本身，那肯定体会不到文本所蕴含的更高远的境界，肯定获得不了更深层次的思想。读书作文于传统中国官员而言是一种介质，是一种路径，只有反复地习“文”，熟练地作“文”，才能将其所载之“道”感悟出来并传达出去，才能付诸从政实践，以求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