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为治”

　　——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读史札记】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二十四史中的第一本，便是他撰写的《史记》。其实，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约前165—前110年)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其辞世时曾对司马迁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从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即叮嘱司马迁继承他的事业，写好史书。

　　虽未能完成一部史书，但作为史官，司马谈接触了官府大量文献，积累了大量资料，为《史记》的撰写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史记》中《刺客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等篇的赞语，也由司马谈所作。

　　司马谈的学术渊源

　　论及司马谈，人们说得最多的还是他那篇《论六家要旨》。这篇文章只有千字左右，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司马谈能写出这篇文字，一是因为他的学识，二是渊源有自。

　　就前者而言，司马谈年轻时曾随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知识，又从大学者杨何学《易》，并对黄老之学进行过深入研究。作为太史令，他掌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之职，这使他博学而多识，较之他人更多地了解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来龙去脉。

　　就后者而言，对前人的思想学说进行梳理、总结，在当时也是一种传统。比如战国时荀子在《非十二子》《解蔽》等篇中，庄子在《天下》篇中，对当时的一些思想学说都有评论，并借以阐释自身思想。司马谈在这一基础上有所创新：

　　第一，司马谈考镜源流，更自觉地对过去的思想学说发展做整体考察和梳理。“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即提醒时人切忌因混淆源流而学错悟错。因此，他根据自己的梳理，把思想学说分为“六家”。在此之前，荀子、庄子等只是直接对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的学说进行评论。而司马谈根据“要旨”来分“家”、概括不同思想学说，开启了后世学术分类的重要方法。

　　第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具体目的也与荀子、庄子等不同。荀子评论他人的思想时总是说其“有所明”“有所蔽”，在这一点上司马谈与之类似，但荀子特别强调“一家得周道，万世不易吾言”，这个“一家”就是儒家，可以穷尽、囊括所有真理，且不会改变。庄子批评“道术为天下裂”，对当时的世情和学术都抱着失望态度。司马谈当然也有自己崇信的学说，就是通常所说的“黄老之学”，但就他对其他各家的取舍来看，其中又熔铸了他所认可的各家之长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特点是适应汉武帝时期“海内一统”的状况的。因此，开篇便引《易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之说。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从此后两千年的历史来看，其中所肯定的那些观点和主张，仍在影响着历史发展，而不是某个孤立的学派在发挥作用。就此而言，可以说司马谈目光如炬，令人叹服。

　　《论六家要旨》对六家的评判

　　评判得有标准，这是思想学术自觉的表现。司马谈评判“六家”的标准是什么？他认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一是指出各家必是“务为治者”，是为了平治天下的；二是强调区分“省”与“不省”，即简约易行还是繁缛难行。对前一点，今人少有注意，但在笔者看来，这却是中国思想学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庄子》中论及，战国各家都“思以其道易天下”，但这只是现象性的描述。司马谈明确把“务为治”作为衡量一个思想学说有无价值的首要标准。此前的学说或不止“六家”，但因“务为治”而有价值者，其他无足论也；此后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学说不知凡几，流传下来影响世道人心者，大都是“务为治”而有所见者。实际上，有所成就的思想家也是自觉把“务为治”、经世致用作为立言宗旨的，所以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今仍被人传颂。

　　“务为治”不是空口说说，而要落实在简便易行上。这才有了“省”与“不省”的问题，也就有了对“六家”的具体评价。下面稍加罗列，不具体申述，大致可以了解这“六家”的思想“要旨”。

　　对道家之外的五家，他作了如下肯定：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表现为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反复申明伦理等级不可变易；墨家“强本节用”，客观效果是“人给家足”；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强调“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维护等级制度；名家“正名实”，可以帮助人主“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对五家肯定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但都是他认可的精练要约、简单易行的符合“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