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全集》的编纂方略

　　【光明书话】

　　用“方略”这样的词，显得口气太大了，好像真的跟打仗似的，讲究韬略，以求出奇制胜似的。现在想起来，是有些可笑，可我当初的感觉，真的跟打仗似的，先谋划方略，再付诸实施，步步为营，志在必胜。

　　如此讲究方略，与我当时正在写《徐志摩传》有关。我写“徐传”时，市面上已有好几种“徐传”了，如何能有别于他人，确也动了一番脑筋。能不能在体例上有点新意呢，毕竟是学过历史的，便想到了史书上常用的“传记体”，即将徐志摩作为一个时代来写。写他的一生，用“本纪”(后来改为“本传”)，写详细的史实，用“列传”(后改为“交游”)，他的生平开列出来，算是“表”，他的著作开列出来，算是“志”。这样纪、传、表、志全都有了。

　　一

　　1997年秋天，《徐志摩传》已完成了“本传”部分。听说我在写“徐传”，天津人民出版社托人问我，愿意不愿意为他们编一套《徐志摩全集》。揣想其思路，该是，既然在写“徐传”，定然已掌握许多徐志摩作品的原本，编一套新的全集，该不是难事。确也是的，此前我已去北京图书馆、山西图书馆查找复印过好多资料。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也托朋友复印回来。像《晨报副刊》影印本，干脆就买了回来。是先写完传记再编全集，还是先编好全集再完成传记，我当即决定，还是先编全集。传写得再好，也只是韩某人自己的一本书，而编成《徐志摩全集》，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名山事业。

　　写传可以在体例上创新，编全集，能不能在体例上也有一番新的探求呢？能不能，先得想着能。于是一边收集资料，一边想着体例的事儿。

　　其时手边有三种《徐志摩全集》，分别由台湾、香港、广西三地出版。台湾出的《徐志摩全集》，不叫卷而叫辑，共6辑。系美蒋复璁、梁实秋主编，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印行。香港出的《徐志摩全集》，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先是1983年出了《徐志摩文集》，接下来出了《徐志摩文集续编》，再将正编与续编合起来，出版了9卷本的《徐志摩全集》。这个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依次跟进，于1995年出版了内地版的《徐志摩全集》。广西出的，是赵遐瑞、曾庆瑞、潘百生主编的5卷本《徐志摩全集》，1991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有《鲁迅全集》在前而影响广泛，当年编全集的做法，多是仿《鲁迅全集》的路数，即将作家已出版的单本著作，按种类排列，再将发现的佚文接续在后，就是一部全集了。台湾和广西出的两种《徐志摩全集》，基本上都是这个编法。像鲁迅这样的作家，生前作品大多出过单行本，这样编自然合适。对徐志摩就不一定了。即以香港出的《徐志摩全集》而论，收入集子的，不过三分之一，单行本之后接续佚文，必然开成“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还有一种，即将所有的作品，均按年月排列，成为“著作系年”的模样。这样的编法，对古代作家最为适用，作品不多，二三十万字，不难办到。对徐志摩来说，上百万字的作品，小说诗歌散文全有，混编在一起，又显得眉目不清了。

　　思之再三，觉得还是用“分类编年体”来编，才是正途。在这方面，鲁迅有独到的见识，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若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鲁迅《且介亭杂文·序》)他这说的是只有一种，若两种都顾成，分类而又编年，岂不是两全其美？

　　二

　　分类好说，重要的是编年，我要做的，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编年。年下依月，月下依日，无日有月的，归在月后，有月无年的，归在年后。最最重要的是，我给自己定下一个严格的标准，成书的要找上海出的初印本(徐的著作初印本，全是在上海的)，没有成书的，凡是能找到原发表报刊的，一定要找到原发表报刊复印下来，细细校对。实在不行的，也要依据最好的选本。那一段是真的忙，但也真是兴奋。记得在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片室里，摇着投影机的手柄，眼睛贴在窥视孔上，一页一页察看《时事新报》上的“学灯”副刊，寻找那篇《雨后虹》时，心里有一种神圣而又亲切的感觉，觉得自己都高大了。

　　北京商务版《徐志摩全集》也借鉴了《鲁迅全集》的一个做法，就是每篇文章均写了“题记”，说明此文作于何时，最初发表于何报何刊，最早收入何单行本中，末后还要说，收入全集的这篇，是采自何种版本，以便研究者查阅。再就是，对一些重要而又不易明白的文章，附录了相关的原文。比如徐志摩编《晨报副刊》时，曾发表过一篇《胡适旅苏信件摘录》，徐志摩自己写了按语，名为《“一个态度”的按语》，放在胡适信件的前面，对胡的看法有所批评。当初徐文与胡文一起刊，故而批评时不怎么引用原文，如果只收入徐的文章，很难看出徐的批评具体针对的是什么，只有附上胡的原文方可明白。这样就附上了胡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