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治理正当时

　　【语言论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发展之大政。国家的语言事务，社会的语言生活，当然也在国家行政之职域；过去将其称为“语言管理”，而今也须相应发展为“语言治理”。“语言治理”准确地讲，应是“语言生活治理”，国家主要对语言生活负有责任；至于语言本身，只有当它影响了语言生活时，才把它纳入治理对象，放在语言本体规划中去处理。

　　“管理”“治理”一字之差，却反映着两种行政理念，也反映着时代进步。从“语言管理”走向“语言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语言规划学的时代课题。笔者对“语言治理”问题思考不深，就想到的几个方面略陈管见，以便就教。

　　“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向

　　语言管理的路向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定语言政策，基层贯彻执行。而“语言治理”则既有“自上而下”的路向，亦有“自下而上”的路向。“自下而上”的路向1992年由D.McLaughlin提出，认为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都要主动制定相关语言规划。

　　这一观点对中国异常重要：

　　其一，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语言国情复杂，只有“自上而下”的单路向，难以适应复杂的语言国情。

　　其二，农村的语言生态、家庭的语言政策、民族地区的语言规划等，已经直接影响到国家语言规划。比如，在方言区的城市家庭里，很多年轻家长都不重视甚至反对孩子学习当地方言，这与国家的“语言资源”理念和“普通话为主导的多语生活”导向并不相合。长此以往，我国的“语言地图”将会产生巨大改变，方言可能严重濒危。当然也应看到，基层也有富于创造的一面，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向来丰富国家语言规划。

　　由此可见，强调“自下而上”路向，是因其时、因其势、因其利的。当然，“自下而上”的路向，我们也不是毫无经验。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查研究也是我们的长项，这就是“自下而上”的雏形。今天，需要把这种长项理论化、程式化、扩大化，更好地体现学术民主，促进语言治理。

　　语言能力与话语能力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之始，我们突然感觉到国家的语种能力严重不足，国家出行的脚步已经踏上了外语教育的“薄弱区”甚或“盲区”，除英语外，其他外语语种人才都十分紧缺。“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国家出行需要语言先行，应尽快弥补国家的“语种赤字”。根据世界语言格局和“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根据语言的通事、通心功能，提出了20/200的语种目标。掌握20种左右世界最重要的语言，以获取世界新知，以“通事”；使用200种左右的世界大语言，向世界“讲中国故事”，以“通心”。

　　而今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通需要话语先通，只提语种能力已显得太表层化，还需提出话语能力建设的命题，以便把握各种话语权。国家的话语能力主要体现在行政、外事、军事安全、新闻舆论、科技教育、经济贸易等六大领域，关键能力在于设置话题，在于说话令人信服。话题设置本质上需要有思想，有独到见解，能够把握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信息空间的发展规律，凝练出社会所关心、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引领社会进步的前沿话题。这需要对有关话题进行长期的内涵研究和表达研究，发展话语语言学和领域语言学。

　　城市与农村的语言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8-2019)》认为，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60%。城市建设离不开语言，需要关注语言在新老市民沟通、文化风韵保存、信息传递共享、智慧城市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精心进行城市语言规划和城市语言治理。

　　与城市化对应的是农村问题，快速的城市化最易引发农村的衰落，必须有守护农村的良策，防止农村的“荒漠化”。传统文化、包括即将成为历史的农牧文化，都以农村和乡村语言为基础保存着。戏曲、歌谣、传说、故事、谚语等，都是传统文化的储存器。以往的方言调查和近来的“语保工程”，对乡村语言保护起了一定作用，今后需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全面对乡村语言进行规划，进行语言生态的调查保护，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的又一片“青山绿水”。

　　世界语言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