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绿皮火车从昌平北站缓缓驶出，在幽暗的夜色里，渐渐游入绵延的群山中。经过一夜劳顿，火车穿过数不清的隧道，绕过百十座山峰，最终驶出京北山峦，停留在一片开阔的原野上，此地便是赤峰。

　　位于北京东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并不是一座纯粹的蒙古文化之城，它身上多重的文化形象，也激起我探索历史奥妙的兴趣。

　　连接史前文明与游牧民族文明的赤峰

　　从赤峰火车站出来，我便直奔赤峰市博物馆。作为一座地级市的博物馆，它的建筑风格与内部装潢十分大气，丝毫不亚于一些省级博物馆。史前红山文化、秦汉青铜文化、契丹与蒙古的草原文化，是赤峰博物馆的三大元素，也是赤峰市最独特的文化形象。

　　著名的“玉猪龙”，就出土自赤峰；史前文明最璀璨的篇章之一，红山文化，就出现在这片沃土上。其实，著名的红山文化，只是史前文明的一小部分，在赤峰及其周边地区出现过的早期人类文明活动区域，还包括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夏家店文化，等等。大量出土文物也见证了几千年前华夏祖先的真实生存状况，那是一个距今十分遥远的时期，也是蒙昧与文明、黑暗与曙光交织并存的阶段。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当然还是“玉猪龙”，它反复出现在各类历史书籍与视频中，几乎成了史前文明的典型象征。

　　我有幸在赤峰博物馆见到了这块“玉猪龙”，尽管这是一件复制品，但还是带给我巨大的震撼。它的模样颇具当代极简主义的风格，简洁的C形勾勒出远古先民的精湛手艺。据《文物》杂志1984年第6期相关文章介绍：“这个文物于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呈墨绿色，高26厘米，完整无缺，体卷曲，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鼻端截平，上端边起锐利的棱线，端面近椭圆形，有对称双圆洞，为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形，前角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

　　我见到的实物，与研究资料上的介绍一模一样，只是在博物馆幽暗灯光的映射下，它呈现出更加神秘的光泽，似乎见证了几千年来的晨昏更替、沧海桑田。博物馆讲解员告诉我，“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象征，被称为“中华第一龙”。据张立平《赤峰史话》所述：“如果把这条玉龙的四周外缘用两组相互平行垂直的直线连接起来，恰好构成一个正方形，玉龙的头颈和躯干的比例又恰好符合现代审美学中的黄金分割理论。”事实上，在当时的工艺水平下，竟然能打造如此精致美观的器物，实在令人惊叹。或许，那些华夏先民的技术水平与文明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想。而且，“玉猪龙”的出现，也意味着农业社会中等级秩序的出现，将其认定为某种礼器，并非没有道理。尽管红山文化后来湮灭在时光的尘埃里，但它的文明巅峰时刻，足以让后人钦佩而敬仰。

　　赤峰古文明的另一个巅峰时刻出现在契丹时期。在此之前，赤峰地区是东胡、鲜卑等游牧民族的聚集地，但并不是这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心地带，直到契丹崛起，此地再次成为历史聚焦之地。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契丹人发源于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流域，此地就属于今日赤峰市辖区内，趁着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大乱，契丹政权的版图迅速扩大，以至于北宋在建国之初，就十分忌惮契丹人南下。

　　此后的一百多年内，契丹人相继选择“契丹”和“辽”作为国号，政权面积辽阔，最强大时疆域西端到了阿尔泰山，东端到了库页岛。在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后，辽宋之间出现了持久的和平。从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到1120年宋金海上之盟，两国之间的和睦相处时期长达一百多年，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安定时期。辽因为与宋的长期交流，也在中后期实现了深度的汉化。但是，辽也保存了自己的契丹民族风俗，其中最有特点的，便是“四时捺钵”制度，而辽的冬钵之地广平淀，就在今天赤峰境内西拉沐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

　　简单来说，“四时捺钵”是游牧民族面对过于辽阔的统治区域而设置的特殊制度。过去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多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统治居所，但随着游牧民族汉化程度与治理能力的提升，他们便设置了专门的制度，来实现对政权的有序管辖。契丹的皇族不会固定在一地生活，而是随着季节变化而四处游走，赤峰一带接近辽疆域的南端，相比草原深处，气候更加温和，因此被定为冬钵之地。我在赤峰博物馆里看到了一幅完整的“四时捺钵”地图，上面河流密布，可以想象，在将近一千年前，此地环境优越，水草丰美，是契丹皇族钟爱的居住与迁徙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