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健康问题，始终把防疫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血吸虫病是一种传染极广、危害极大的寄生虫病，在我国流行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20世纪50年代，面对血吸虫病疫情的严重危害，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亲自领导和部署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经验，对于做好卫生防疫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具有启示意义。

　　在我国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血吸虫病长期肆虐，给人民留下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在江西省余江县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妇女遭病害，只见怀胎不生崽。难听婴儿哭，十有九户绝后代。”余江县的蓝田坂地区，在1956年开始大规模防治血吸虫病前的近50年间，有3000多人因患病死亡，20多个村庄完全毁灭，1.4万多亩田地变成荒野，真是到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境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1951年3月，毛泽东同志派人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余江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务人员到余江县马岗乡进行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实验研究。1953年9月，在上海养病的沈钧儒发现周围一些农村血吸虫病十分猖獗，便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这封信让毛泽东同志意识到，血吸虫病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他很快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卫生部门和有关地方大规模的摸底调查发现，该病的危害比当时其他慢性传染病要严重得多。

　　一是流行性广。病害流行遍及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等12个省市的350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1000多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则在1亿以上。二是传染性强。血吸虫病大多流行在水稻种植区，农民在水田耕作和日常生活中，都随时与水接触，极易在不知不觉中遭受感染，不易引起注意。而且病害传播迅速，据浙江省统计，病区每年新增病患约10%。三是死亡率高。在病害严重地区，甚至出现整户整村人口死亡的情况。江苏省高邮县新民乡，在1950年到1951年两年内，因患病死亡1006人，占全乡人口总数比例达18.2%，其中全家死亡的共计31户。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同志心情很沉重。1955年11月，他在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问题期间，特意把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叫来，要他详细汇报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他一边听汇报一边强调指出：“这么多病人，流行的地区又那么大，要认识到血吸虫病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广大农民翻了身，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必须帮助农民战胜危害严重的疾病。”1956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很快取得重大进展。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血吸虫病的喜讯。毛泽东同志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写下那两首脍炙人口的七律《送瘟神》。回顾历史，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同血吸虫病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经验，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统一领导，形成合力。长期以来，血吸虫病难防难治，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的领导。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虽然注意到了血吸虫病的疫情，但因领导无方，举措不实，无法遏制病害的发展。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成立党委统一领导的防治机构。1950年4月，卫生部发布《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采取了一些防治措施，但事实表明这项工作绝非卫生部门孤军作战就能完成的。1955年11月，毛泽东同志指出：“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随后，直属中央的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成立。1957年7月又在上海成立卫生部血吸虫病防治局，与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加强各血吸虫病防治机构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此后，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县以上党的组织以及大部分乡以上党的组织，都建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大部分地区乡以上的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建立了防治委员会，一举扭转了防治血吸虫病缺乏统一领导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