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云密布，遮天蔽日，所过之处，颗粒无收。这就是蝗灾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据媒体报道，近几个月来，亚非多国遭受蝗虫灾害侵袭，损失堪称数十年来之最。那么，蝗灾在中国历史上又扮演过怎样的角色呢？

　　小小蝗虫，在人类历史上一次次大规模出现，给各国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而在中国，蝗灾在各朝史册上也比比皆是，影响并见证着一个个王朝的兴亡更替。这其中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唐朝。

　　姚崇治虫

　　微虫相伴 兴亡过眼  

　　据统计，有唐一代两百八十九年，大约每七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蝗灾。面对蝗灾，不同皇帝的态度不尽相同，所反映出的治国理念更有着不小的差别。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京畿旱，蝗食稼”(《旧唐书·五行志》)，甚至皇宫内苑也受到了蝗害侵袭。太宗前往视察，随手便抓起几只。他先是咒骂蝗虫毁坏庄稼就是伤害百姓，然后又郑重发愿：“你们如果真能通灵，就吃我一个人，不要伤害我的百姓！”说着不顾诸臣劝阻，把蝗虫一股脑放在嘴里吞下去。

　　说来也怪，这年蝗灾随后就稀里糊涂地消失了。然而蝗灾并没有偃旗息鼓，从太宗到高宗，经过武则天直到玄宗朝，大规模蝗灾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王朝君臣也不敢寄望于蝗虫真的能“通灵”，只能调动国家力量，全力扑灭蝗害。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玄宗初年名臣姚崇的灭蝗事迹。

　　姚崇原名姚元崇，陕州硖石人。由于精明干练、下笔成章，年轻时便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没多久就被任命为“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则天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剪除异己巩固权力后，姚崇又帮助她运用怀柔手段稳定了统治，为武周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向李唐王朝的平稳过渡创造了条件。

　　唐玄宗即位后意欲重振李唐江山，因此对这位自己祖母倚重过的大臣也颇为属意。在答应了姚崇“政先仁恕”“不倖边功”等十条建议之后(《新唐书·姚崇传》)，唐玄宗任命姚崇担任宰相，总揽国家军政事务。

　　然而，就在唐玄宗和姚崇君臣际遇，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开元四年，一场规模远超贞观初年的特大蝗灾肆虐大唐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民众惊骇之余，认为这是天降灾祸，不仅不敢捕杀，反而为蝗神设祭跪拜。见此情景，姚崇上奏，强烈要求全力灭蝗。不仅有主张，姚崇还查阅典籍，给出了具体办法：夜间燃起篝火，在旁边挖掘大坑，蝗虫趋光而投火，可一边焚烧一边就地掩埋。唐玄宗当机立断，派出捕蝗使分赴各地，督导灭蝗。

　　但是灭蝗并不容易。除了民众的愚昧，主要障碍来自朝廷内部的思想纷争。从中央到地方，官员纷纷上书反对灭蝗，认为天灾非人力可制，“除天灾当以德”。这其中，以汴州刺史倪若水和黄门监卢怀慎为代表。面对重重阻力，姚崇痛斥反对者是“庸儒泥文不知变”，历数历朝治蝗成败教训，质问反对者“若(对蝗灾)纵之，谷且尽，如百姓何？”在姚崇的坚持下，灭蝗政策终于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仅倪若水治理的汴州一地就捕杀蝗虫十四万担，“蝗害讫息”。

　　蝗灾的剿除为唐玄宗的施政奠定了基础。此役之后，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名臣宰相，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后，面对战争摧残后千疮百孔的国家，诗人杜甫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盛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怅惘之情溢于言表。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之说便逐渐深入人心。唐代自然也普遍接受了这种说法，认为灾害的发生，乃是因为王道不行因而上天降下惩罚，即狄仁杰所说“政不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旧唐书·狄仁杰传》)人们也会将灾害、灾异与帝王失德联系起来。如果执迷不悟，帝王也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因此发生灾难，皇帝往往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名义下诏罪己。

　　在唐王朝建立前后，唐太宗李世民虽然立下了不世之功，但发动玄武门之变，击杀兄弟李建成、李元吉在前，逼迫父亲李渊退位，谋朝篡权在后，在道德和执政合法性上自然有着无法洗净的污点。因此，李世民尤其需要将自己“包装”成为一名贤君圣主。

　　在蝗灾到来、天象示警的情况下，唐太宗要在臣民面前树起自己仁君的形象，因而上演了一出吞蝗救民的“政治秀”，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抛开表演和做作的成分，这的确体现了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所倡导的民本思想，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适时结束的蝗灾也不经意间成了李世民表演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