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抗疫，淬炼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谈中国抗疫史

　　■本报首席记者 杨逸淇 记者 陈瑜

　　“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与疫病作斗争的历史。”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进程里，疫病几乎是如影随形。但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同舟共济，以磨砺不屈的精神战胜了疫病，繁衍发展到今天。  

　　二十多年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踏入中国传染病史的研究领域，撰写了《三千年疫情》一书。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心之际，他从旧稿中拿出相关部分，春节期间连夜增补，合成《中国抗疫简史》出版。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张剑光教授，请他回顾我国数千年来的抗击疫病历史，谈谈古人的经验对当下防控疫情的启示。

　　甲骨文中的“疾年”是中国明确记载疫病流行的最早资料

　　文汇报：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疫病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张剑光：商朝。应该说有文字记载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对疫病的认识。在甲骨文中，就有很多关于疾病的相关记载。比如说，甲骨卜辞中“疠”指的就是传染病。“疾”字是以一张床的形象表示的，意指人卧床不起，后来通常指流行病。“疥”常用来表示痒疥类疾疫，指发生疹斑症的传染性发热病。“祸风”常作某某因风致疾，也即后世所谓的伤风，即今天所说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蛊”字指器皿中有二个虫，人食之入腹，就成为蛊，我们猜测是肠胃类的疾病。甲骨文中的“疾年”，指这一年社会上反复出现规模、范围较大的流行疾病，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明确记载疫病流行的最早资料。

　　文汇报：我国历史上有哪些特大规模的疫病流行？哪个历史时期最严重？

　　张剑光：历史上各个时期严重的传染病都有，种类也是各式各样。现在能看到的是明清时期比较多，因为各种资料记载的比较齐全，我们看得比较清晰。明朝共277年，平均每2.34年中有一年疫病流行，每年发生1.54次疫病。清朝共267年，据《清史稿》记载，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而实际清朝流行疫病的年份肯定不止这些。有专家估计，单万历七年至十六年的鼠疫就造成山西、河北500万人的死亡。

　　文汇报：您在书中专门讲到“官员畏疫不愿任职南方”，那是什么情形呢？

　　张剑光：疫病流行也有地域上的规律，南方普遍较多，比如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隋唐时期的一些官员十分害怕到南方任职，就是因为害怕疫病。由于一般官员害怕到南方去，南方官员数量明显不足，所以官员因事被贬时，常常被流放到岭南地区。如韩愈、柳宗元等被贬，都流放到岭南瘴疠之地。被流放到岭南地区的官员，得疫病而去世的不计其数。

　　文汇报：病毒无情，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人有“免疫金牌”。您在书中有大量的例子，在此能否略举一二？

　　张剑光：历史上感染疫病的皇帝很多。天花和清朝皇帝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像早逝的顺治，民间有他去五台山出家的传闻，但可能性不大，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得了天花。还有关于同治皇帝的死因，得性病说流传颇广，但从清宫保存下来的病历卡来看，应该不是性病，而是与之病症相似的天花。文人得疫病就更多，“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都得了麻风病。养病期间，卢照邻还写了《释疾文》、《五悲》等文章，记录自己怎么和病魔斗争，最后实在忍受不了自己像个废人一样，自投颍水而死。

　　古人在对疫病没有完全认识时，就知道隔离的重要性

　　文汇报：疫情发生后，古人有哪些防疫措施？

　　张剑光：我总结了比较重要的几点：第一，树立信心，尤其是对于地方官来说。疫情一旦发生，必然会引发老百姓的恐慌，甚至四处逃难。怎么稳定人心，怎么留住人，对地方官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第二，切断传染源，对病人进行隔离。古人在对疫病没有完全认识时，已经知道隔离的重要性。早在夏商周时期，这样的方法就已经产生，得了病就送到专门的场所，看你自己能不能扛过去。历代隔离的场所有两种，一为疫病到来临时性建立的场所，比如宋朝苏轼就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像简陋版的“小汤山”，他招募僧人到各坊管理治疗，为病人准备药物和饮食；另一种是常设的隔离场所。除病人外，接触过病人者也要被隔离。《晋书》中提及“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第三，医药救治和普及医学知识。唐朝时，政府还编纂简便医书，把常用的药方都抄写到木板上，在村坊要路上展示。至宋朝，有了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政府得以大量印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最后，灾后帮助老百姓生活重建，比如说减税、恢复生产，收养遗孤等。此外，今天我们说的“检疫”，清朝后期也从国外学到了。

　　文汇报：古代抗疫经验中，您觉得有哪些我们今天仍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