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南京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官方印发《口罩须知》(部分)

▲民国报纸上宣传的戴口罩方法

　　朱熹对孔子、伯牛行为的解释 不太靠谱

　　《论语》第六章，孔子的得意门生伯牛得了重病，卧床在家，孔子前去探望，原文是这么写的：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孔子没有进屋，没有走到伯牛病榻前嘘寒问暖，而是“自牖执其手”，隔着窗户抓住伯牛的手，连声哀叹：“天哪，这是命啊！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这种病呢？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这种病呢？”

　　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为人善良，品德高尚，在孔门弟子当中仅次于颜回，经常被孔子赞赏。眼见这么一位得意门生即将病亡，孔子当然痛惜。问题是，孔子探望时，为什么要隔着一张窗户呢？

　　南宋大儒朱熹给《论语》做注，说伯牛的家属为了表达对孔子的尊重，将伯牛抬到了南窗底下，为的是孔子进屋以后，可以站在伯牛病榻北侧，面朝南方探望门生；而孔子却认为，如此尊贵的礼节只能用在国君身上，所以不愿进屋，宁可站在南窗外面，面朝北方，隔着窗户与伯牛握手。

　　朱熹顺便还引用了汉代儒生的一个解释：伯牛长了癞疮，会传染，孔子之所以不进屋，是怕传染。

　　或者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伯牛不想传染别人，主动把自己隔离在一间小屋里，听见孔子来了，也不开门，孔子只好隔窗探视，并用握手的方式予以安慰。

　　以上三种解释，哪种解释更贴近历史呢？我想大多数读者应该会选择最后一种解释——孔子之所以不进屋，是因为伯牛把自己隔离了。

　　古代中国几千年历史，瘟疫频发，这我们都知道。但是，古人面对瘟疫时，也会实施隔离吗？

　　乾隆发话：如果哪个王公不确定是否出过天花，别来见朕

　　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隔离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为了避免再传染父母和儿女，躲进房间，房门紧闭，只在窗户上开一个洞，让亲属给他们传递饭菜和便桶。亲属传饭送菜之时，也不敢跟患者接触，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站得远远的，隔窗递进去。

　　再比如说公元12世纪金朝统治下的山东，有一年闹瘟疫，百姓十死八九，幸存者担心传染，做得更绝：“举室弃之而去。”把已被感染的亲人扔在家里不管，自己逃往他方。这样的极端做法岂止是隔离，简直就是遗弃。

　　在距离我们较近的清朝，京城常闹天花，满洲统治者畏之如虎，顺治帝和康熙帝都下过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官府强行将那些正在得天花的人隔离在北京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以免传染。

　　我们知道，顺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在顺治驾崩之前的头一年，后宫嫔妃有感染天花的，顺治不可能把自己的嫔妃也隔离到城外四十里，于是他隔离自己，移驾到行宫居住，让太监宫女给他送饭送炭。送饭期间，他又担心被太监宫女传染上，“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谈迁《北游录》)惜薪司是专供宫廷柴炭的机关，顺治让人对惜薪司进行检疫，只要看见哪个工作人员有一点点感染天花的迹象，无论男女老少，一律驱逐出去。

　　乾隆号称雄才大略，也非常担心传染天花，他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原因有三：第一，那里距离蒙古更近，便于接见；第二，那里可以避暑，满洲人畏热，在承德过夏天等于到了天堂；第三，承德地广人稀，蚊虫稀少，泉水不受污染，不像北京城那么容易传染瘟疫。但即便到了承德，乾隆还是不敢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他有一道圣旨写道：“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俱不可来此，若欲瞻仰朕颜，于朕出哨之时，行围之所，亦得瞻仰。”如果哪个王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千万不要来承德见驾，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颜，可以在朕出去打猎的时候，站得远远地观赏。

　　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数宋朝

　　在瘟疫面前，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保护和医治的权利。顺治驱逐潜在的感染者，乾隆拒绝接见没出过天花的王公大臣，做法都非常自私，都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不顾别人的死活。正确的、科学的、合乎人道的做法，应该是动用国家机器，动员国家力量，将感染者进行安全隔离和悉心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