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色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前三个字是讲仁爱，后三个字是尚和合，而“和合”的前提就是共生、共在。

　　首先，共生、共在是事物的本然。人类生活于世界之中，世界上除人类之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事物。人类与各种事物的存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以至于不同人等，会对此有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态度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共生、共在的，因此也是并且应当是和处、和谐的。共生、共在是事物的本然，和处、和谐是事物的应然。本然是强调本来如此，应然是强调应当如此。

　　共生、共在的核心是“共”。“共生”是说多种因素，共同生成了某一具体事物，任何一种事物，都是多种因素共同生成的结果。从事物纵向发展过程来看，从事物自身的经历来看，事物的存在，是“共生”；从事物横向关系来看，从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来看，事物的存在，是“共在”。

　　“共生”强调事物的“既然”。“既”所突出的是事物的历时性、持续性、绵延性，是事物的生成、生长、发育。“共在”强调事物的“实然”。“实”所突出的是事物的实存性、已然性、关系性，是事物的现实状态，是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  

　　其次，共生、共在的基础是多元和合。多元和合是事物的根本，也是世界的根本。多元和合是世界大道。中国古人早就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均是多元和合的结果，认为构成世间事物的基本材料是“五行”。

　　《尚书·洪范》最先提出“五行”的观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五行并不只是构成事物的五种基本材料。在中国文化中，五行是一切事物的基础。五行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平行的关系，而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也叫天次之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战国中期，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朝代的更替，大概遵循了五德更替的规则。《吕氏春秋·应同篇》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凡帝王者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和”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在中国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甲骨文与金文均有“和”字，至西周末年，史伯第一次将“和”与多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和”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论述。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儒家提倡“和为贵”。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与儒家突出和强调社会和谐不同，道家更强调事物本身的和谐。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和合而成的，万事万物的根本就是和，所以，“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三十三章)。和是事物的常态，能够懂得、把握事物的这种常态，就是明，就是明智。

　　“和”有和谐、和顺、和睦、和平、太和、中和等多重含义，如此多重含义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人对于“和”的追求、坚守，是一贯的、持续不断的。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差异是明显的，并且这种差异在很长时期是很难消除的，甚至是不可能消除、也不该消除的。文化上的差异有时无法也不该以优劣而论。因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有不同的价值标准，由此也必然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胡适说：“东方文化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这种说法欠妥。中西文化最大的不同是：西方文化强调对立、对抗、斗争、雄强，中国文化强调共生、共在、和处、合作。在西方文化中，对立、对抗是事物的本然，斗争、雄强是事物的应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共生、共在是事物的本然，和处、合作是事物的应然。本然强调本来如此，应然强调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