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人物
　　高高在上的科学

　　高是没有止境的。为了到更高的地方，吴天一身上数得清的骨折就有14处，最严重的一次，车从山上翻下去，他左边4根肋骨、肩胛骨都摔断了，髌骨粉碎性骨折，腓骨胫骨也断了。但是106天后，他又骑着马出发了。

　　对于这位研究高原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来说，这些山路是他做研究的必经之路。他所在的青海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在西宁，他不熟悉西宁的街道，却知道青海很多县、乡的确切海拔。同事们都知道吴天一有个“毛病”——“到了州上问哪个县海拔最高，到了县上问哪个乡最高，到了乡里问哪个村最高”，几乎没有例外。

　　爬阿尼玛卿山时，吴天一56岁。他和同事们将腰间的绳索连接在红色登山绳上，贴着陡峭岩壁向前走。他排在队伍的最前端。  

　　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日联合医学学术考察队在阿尼玛卿山开展考察。日本队员在海拔5000米做了10天实验后，大多发生明显的高原反应。日方队长酒井秋男告诉吴天一，自己的队伍将集体下撤，而作为中方队长的吴天一决定，带领中方队员向更高海拔攀登。

　　更高的海拔带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如今，全世界都按吴天一和团队提出来的“青海标准”诊断慢性高山病。这是医学领域第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命名的诊断标准。

　　他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不够高，但他们长年在缺氧环境中取得的科研成果让很多踏上青藏高原的人受益。吴天一主编的3本高原病科普书籍，成了青藏铁路列车上的常见读物。

　　可吴天一还想到更高的地方去。今年84岁的他计划再去趟珠峰，他一直惦念着在那里建个“特高海拔高山医学实验站”。上一次去时，他81岁。

　　除爬山外，吴天一还经常钻进西宁研究所里的高低压氧舱做实验。这是中国第一个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低压氧舱将他“送达”海拔四五千米的缺氧环境进行实验，高压氧舱能救治危重病人。

　　这个高低压氧舱是吴天一参与设计的，他也是第一个进舱实验的人。他的耳鼓膜在压力变化中多次被击穿。最近一次是2011年，76岁的吴天一在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中，坚持和国外同行一起早上7点半进舱，晚上10点半出舱，一次模拟海拔快速下降中，他的耳鼓膜又被击穿。现在，他的耳鼓膜因为疤痕变厚，来访者说话响亮点儿他才能听清。

　　“我们一辈子跟天打交道的人，应该是要有付出的，才能做出成绩来，这一点没有什么后悔的。”吴天一说。

　　1958年，他和妻子响应号召，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大批青年共同支援青海建设。身体强壮的年轻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开垦，出现了心慌、胸闷、头疼等反应。当时人们对高原病缺乏认识，诊断和治疗手段也相对落后，得了高原病的年轻人要么被迫离开青海，要么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吴天一看到这些，决定开始研究高原医学领域。

　　1963年和1965年，吴天一在我国首次综述报告了高原肺水肿和成人高原心脏病。他也是我国第一个报告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专家。

　　上个世纪80年代起，研究所开始组织“高原医学远征军”，科研队前往高海拔、以藏族为主要群体的县域，进行以高原心、肺功能为中心的现场研究。

　　村子不通公路，队员必须骑马。“曲玛莱（县）骑马来，就是说你得骑马才能来。”吴天一笑称自己的马术不在医术之下。选坐骑时，吴天一总是让大家先挑，并要求把最烈性的马留给他。

　　队员在路上吃尽苦头。有时风雪严寒缺氧难耐，过河时要盯住前面人的后脑勺才不会恐惧。科研队的经验是，一定要在中午前骑马蹚过高山间的河流，不然太阳一晒，冰雪融化，水流湍急，能把牦牛队冲走。

　　仪器、发电机、行李由牦牛来驮，吴天一设计了个仪器架子放在牦牛背上，以保证设备不会被颠坏。他告诉记者，抗日战争时期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也是这么做的。

　　到了村里，支开的帐篷变成临时实验室，电机一响，村民都以为是电影放映队来了。“没有见过医生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吴天一说，他有近20年都在青藏高原的牧区，收集整理了数十万份临床资料。吴天一能讲漂亮的安多藏话，康巴语也能对上几句。

　　2001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吴天一担任青藏铁路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保证了这条线路上的14万余名筑路工人无一人因为高原病死亡。

　　这并不容易。这条修建在“地球第三极”的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施工期间，每年有数万工人在海拔4000米至5072米的唐古拉山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