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藏考古到隋唐考古，30多年来，张建林从未停下探索未知世界的脚步。透过一座座遗址、一幅幅壁画，他在脑海中描摹出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活动。他的考古足迹，还延续到了国门之外，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了解这个世界，才能进一步知道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  

　　“滴滴滴，滴——”

　　伴随着很多人曾经熟悉的铃声，张建林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部黑漆斑驳的老款诺基亚手机，接听来电。在野外考古，这样一部传统手机是必备的，有的地方没法充电，这种手机可以待机一个星期。这种习惯，张建林在日常生活中也保持着。

　　他身后的4个大书架上，摆满了学术书籍。这些书展示了张建林的研究方向：西藏考古和隋唐考古。这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原副院长已经退休，但单位为他保留了一间办公室，以便他继续完成手头的研究项目。

　　“未知的东西能吸引人，让你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累，然后还有兴趣一直做。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对吧？”张建林闪烁的双眼，透出对那些神秘世界的向往。

　　做考古有4个字，就是透物见人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当时我22岁，已经在宝鸡县化肥厂当了3年工人。我的第一志愿是图书馆专业，第二志愿是考古，第三志愿是中文，因为我喜欢看书，没想到被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录取了。”张建林说。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宝鸡考古队。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建林参加了陕西省文物局的援藏普查队。

　　出于对考古的热爱，张建林在进入古城遗址前，会翻阅几乎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照片也会看很多遍，“可是一旦站立在真正的遗址面前，那种惊喜和兴奋还是难以自已，久久不能平静。”张建林说。看着遗址里那些色彩艳丽的壁画，他第一反应并不是欣赏，而是想要了解绘制壁画的年代、背后的历史环境。张建林说：“做考古有4个字，就是透物见人。”

　　30多年间，张建林入藏30多次，对西藏的了解甚至已经超过了家乡陕西。“西藏考古是研究西藏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但由于以往在西藏开展的考古工作不多，研究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难以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张建林的脑海中，西藏有一张神秘的年谱需要更多人来完善。

　　多点对文化遗产的敬畏心

　　完成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后，张建林回到陕西整理编写相关的考古报告，同时也参加了陕西省第二次文物普查。1988年，张建林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被分配到隋唐考古研究室，唐代陵墓渐渐成为他的研究方向。

　　“2002年至2004年，我们对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进行发掘，这所唐代建筑遗址的揭露，解决了不少重要的学术问题。”张建林说。这次发掘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张建林的手头上仍有一个持续了10多年的项目——唐陵大遗址考古调查。“十几年来，我们对18座唐代皇帝陵、两座祖陵和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做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形成的基础资料已有上千万字，总结出了不少新理念和新方法。”

　　张建林认为在城市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应该纠正重墓葬、轻遗址，重宫殿寺观、轻里坊等一般遗迹的风气。

　　唐长安城址被紧压在现代西安的城区之下，如何协调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做好唐长安城址考古资料的获取和遗址的保护工作，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我并不反对在隋唐长安城遗址的范围内进行城市建设，只是希望在文物保护法的框架下履行报批手续，由考古机构先行调查、发掘，坚持‘考古先行，保护优先’的原则，进行抢救性保护。”张建林说：“城市建设，还需要多点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

　　中国考古学一定要走出去

　　陕西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西交通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陕西，文化的互动交流频繁发生、从未停止，这也为张建林的考古研究提供了走出去的机会。除了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外，张建林还有一个身份——西北大学特聘教授。张建林最初参与中亚考古，就是2011年随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的团队去塔吉克斯坦调查，从那以后，又几次去吉尔吉斯斯坦考察或参加会议。

　　“我们想弄清楚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就要了解这个世界。现代考古学产生后，西方考古学家一直在做埃及考古、两河流域考古、玛雅考古、印度考古，所以中国考古学也一定要走出去。”张建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