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见证青铜器（众生相·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故事②）

司母戊鼎

“马踏飞燕”铜马

杜廼松（右）在鉴定青铜器。

杜廼松（右）接受本报采访。

　　北京故宫西北角楼处，藏有一方小院，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一扇木门之后，坐西朝东的一间房，绿荫遮日，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来往之人都是相熟同事，也有不少年轻人，院子里还养了几只慵懒的故宫“御猫”。

　　在故宫的大半辈子里，我的一生与青铜器和古文字有着道不尽的不解之缘。历商至周，钟鸣鼎食，我曾拍板“马踏飞燕”铜马确为国之宝藏，我还奔赴全国鉴定流落各方的稀世珍宝，也曾穷尽史实落笔回应“司母戊鼎”之名争论，晚年集思挥笔将毕生所学撰写成书，出版40余种著作，发表200余篇文献。

　　今年4月1日，我收到了中央文史研究馆为我颁发的资深馆员证书。耄耋之年，当我回望与钟鼎相伴的一生，我总觉得人生苦短，未竟之事太多。对于文物的研究，其价值非凡，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保护，一代一代人的传承。

　　花甲之年，受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98年，恰逢花甲之年，在受聘仪式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前来现场为新任文史馆馆员颁发聘书。我坐在台下，听到主持人叫到我的名字，登台，从总理手中接过聘书，合影留念，台下鼓掌声一片。

　　我的一辈子是与青铜器血肉相连的。这种缘分还得从幼时说起，父母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少年之时，母亲常给家里七兄妹哼起苏武牧羊歌谣，从《满江红·怒发冲冠》讲到《红楼梦》。《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和近代、现代人著作，置于书架之上，懵懂孩童的我时时取来翻阅。

　　启蒙于家庭，50年代中期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9年随老师到河南洛阳王湾考古实习，在现场，我负责一方墓葬，刚掘开8米，曾受刖刑的缺腿人骨架逐渐清晰，周围放置玉圭，暗示墓主是当时有身份之人。探方（挖掘区域被分成的若干正方格）、墓葬编号、骨架都需一一记录在案，现场未来得及完成，我就将骨架装在篮筐里，搬到自己睡觉的床板之下，晚上也没想到过害怕，因为要测量、分析骨架，唯一的担心是不能弄丢一块古人的骨头。

　　毕业入职故宫博物院，彼时故宫文物研究工作尚处于修护与保护阶段。新中国成立不久，故宫万事百废待兴。从事文物工作的员工加起来不过数百人，进行一系列文物延续性保护与学习工作，还未形成学科研究体系。

　　我白天做展览和陈列事宜，晚上努力阅读文史考古资料。闲来时，去故宫记宫殿名称也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往东路，是专馆，青铜器馆、陶瓷馆；往西路，是宫殿，皇帝、妃嫔居所；到古雕塑组，看馆员们把陶鸭、陶鸡、陶猪一一编目；在宫廷历史组，也获得了不少见识。

　　时任副院长唐兰先生叫我去办公室，说：“经过领导决定，让你做古文字青铜器的研究，但要有耐心，不要着急，打好基础。”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很高兴，并回答：“好，一定服从领导的安排。”

　　从那以后，我与青铜器和古文字的缘分牵扯了60余年，也让我日后有机会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三十载后，为“司母戊鼎”再正名

　　司母戊鼎，国之重器。成为馆员之后，我也一直对它保持关注。

　　前些年，我读报看到有家长给报社写信，说孩子课本上写的是“司母戊鼎”，怎么到了博物馆参观，牌子上又是“后母戊鼎”。那时学术界就“司”与“后”字之争，众说纷纭。

　　我想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必须要严肃对待，必须要严肃认真。我在相关刊物上，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司母戊鼎，1939年河南安阳殷墟大墓里出土，重832.84千克，高1.33米，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美誉。在郭沫若《中国史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中都曾写到“司母戊鼎”四个字。“司”即“祀”，是正确的。我耗费很多时间，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查到通透，才把这个问题理顺，2016年8月论文发表，引起了文博考古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