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王朝”的探寻之旅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董君亚 常书香
二里头遗址现场 洛宣 摄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想到，2000多年后，一群人为了证明这个论断而穷尽心力，一生孜孜不倦。
事实上，自1959年秋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试掘的第一铲起，二里头——这片看似普通的土地就和“考古”二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60年来，二里头遗址的钻探发掘工作持续不断，一次又一次的惊人发现，刷新着“中国之最”，让中华文明史不断溯源向上。
三代考古人重现夏王朝之气派
二里头，原本一个地处古都洛阳偃师市的一个普通村庄的名字。但在中国考古界，她却一直声名显赫。
“三代考古人，在这里蹲点考古已有60年，第一任队长赵芝荃2017年已经去世了，没能看到博物馆开放的这一天。”在二里头村头的考古队工作驻地里，第三任也是现任队长许宏难掩激动，但也心有遗憾。
田野考古条件艰苦，周期长，任务重，特别对于一个大型都城遗址来说，难度就更大，周期就更长。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60年，直接参与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有上百人。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派往二里头工作队的队长共有三任，分别是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现任队长许宏。三代考古人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北京和洛阳，把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对考古和中华文化的痴迷和热爱，支撑我们走到今天。”许宏说，站在数代前辈学者的肩膀上，在这里工作的人都坚信，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将大为拓展，对中国文明史乃至全球文明史的深入探索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这些常年埋头于田野的队员们也不断刷新考古界的“中国之最”。正是这些“中国之最”，让学界达成了普遍共识，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夏代中晚期的都城所在，有“华夏第一王都”之誉，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今，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拔地而起，远眺望去规划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身躯之上覆盖了22983块铜板的博物馆，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仿佛一条盘旋的巨龙，显示着威仪四方的华夏最早王朝气象。
开启探寻夏王朝之旅
“如果没有二里头，我国夏商周的年代框架就拿不出来。”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曾说，很少有一处文化遗址的意义如二里头遗址的这么重大。她的发现，将有实证的中国文明史前推了至少300年之久。在此之前，除了史书中的记载，关于夏朝的存在，没有任何证据。
“三皇五帝”“大禹治水”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股“疑古思潮”中被古史辨学派归为传说。
怎能让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证实夏朝的存在，1959年4月的一天，已是71岁高龄的史学家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夏墟”，这是一次带着目标的考古，也是中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
下了火车骑毛驴，一日三餐窝窝头，徐旭生带领团队在豫西地区密集考察了一个月后，发现了20余处遗址和自仰韶时期至汉代的陶片、石器等遗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位于偃师二里头村的遗址。
后来人们才惊奇地发现，这个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小村落，却是打开夏王朝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
之后的60年，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在这里用他们的手铲解读古老文明留下的无字天书。事实也的确如此，随着60年的持续考古发掘，沉睡了3500余年的夏都城遗址一点点揭开神秘面纱，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都邑格局和作坊遗迹的接连出土让夏王朝的真实面貌也逐渐“浮出水面”。
最令人兴奋的，是一条近70厘米的绿松石龙的出土，这条龙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成，龙身曲伏有致，鼻眼生动传神，历经千年的岁月，依旧碧绿如洗，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