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 上官云)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也是“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她被称为“敦煌的女儿”，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耗费了毕生心血。

　　许多人感慨她的无私付出，但却鲜少知道那些付出背后的故事。在《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中，许多故事得到了悄然呈现。

　　这本书执笔人，是北京大学教授顾春芳。她也是樊锦诗的“忘年交”。

顾春芳(左)与樊锦诗。受访者供图

　　樊锦诗的严谨自律、开阔胸襟都给顾春芳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敦煌期间，她和同事们白天参观洞窟；晚上采访樊锦诗。

　　为保证访谈质量，顾春芳拟出一百多个问题，可几乎没派上用场：聊起敦煌，樊锦诗的健谈、阅历之丰富、思路之开阔，远远超出她的预想。最终积累的访谈稿，将近二十万字。

　　在接下来的撰稿过程中，顾春芳也一次又一次被樊锦诗和几代敦煌人的故事打动。

　　比如，樊锦诗工作很忙，她的第二个孩子一度被寄养在河北老家。有一年，她去接回孩子，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后来才知道那是自己的儿子。看着孩子，樊锦诗眼泪直往下掉。

　　而且，像樊锦诗这样的保护者，不止一个。《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最后一篇，叫做 “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

　　在宕泉河边，有一个很隐蔽的墓地。那里安葬着包括常书鸿、段文杰先生在内的二十七人，他们是第一代坚守敦煌的莫高窟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最终归于敦煌。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群。孙志军/摄影

　　庄子赞叹曾子“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顾春芳说，莫高窟人在艰苦奋斗中凝成的“莫高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时代之光。为了保护莫高窟，原来有那么多人甘愿献出一生。

　　以下为顾春芳接受中新网访谈文字实录，略有删节。

　　中新网：您提到曾两次到访敦煌，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顾春芳：2014年我的首次敦煌之行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樊老师亲自接待了我们这群北大校友，不仅安排我们参观洞窟，还安排我们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进行了座谈。

　　记得那次座谈会就在敦煌研究院的小会议厅举行，那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听樊老师讲述敦煌研究院的历史，以及关于壁画保护和传承的艰辛，也是我第一次被“莫高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深触动。

　　中新网：您为撰写《樊锦诗自述》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顾春芳：写这样一本书，当然要做许多必要的准备。樊老师本人的回忆、敦煌研究院的院史、北大和敦煌研究院的档案、敦煌学的相关文献……都是需要逐一深入了解的领域。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书封。译林出版社出版

　　第一次从敦煌回来之后，我整理出不少当时参观洞窟的笔记，这些笔记主要记录了我的一些参观体验，对我写这本书很有帮助。

　　自那以后，我陆陆续续收到不少樊老师送给我的书，内容涉及了敦煌学、研究院历史、人物传记以及敦煌美术史等方面，最珍贵的是她赠我的两册敦煌石窟考古报告，上面有她工工整整的题签。

　　凡是樊老师寄给我的书，我都认真地读，最初是出于兴趣，后来才意识到那段时间的阅读为撰写这樊老师的传记打下了一些基础。除了与敦煌相关的书籍，我还阅读了樊老师所有的文章，理清了她在学术上始终关切的核心问题，在遗产保护方面主要抓住的问题等等。

　　中新网：对这本自传，您是如何结构全篇的？

　　顾春芳：为写作樊锦诗的传记我必需要了解敦煌的学术史，但我并非写敦煌的学术史，我要写的是一个对敦煌学的方方面面有广泛研究并身体力行的学者的心灵史。

　　我写这本书的基本设想也是把她个人的经历和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结合起来，把她对于文物保护事业的所思所想真实地表达出来。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基础是我和樊老师长达十天的访谈。访谈涉及的问题比较分散，需要条分缕析、理出层次、分出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