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记忆、变迁：从墓志看隋唐时期的幽州

　　近年来，从长时段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群成为学术热点，“长安学”“洛阳学”等研究已蔚为大观，学者们倡导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和更广阔的学科视野来关注古代城市群的整体变迁。这既仰赖于长安、洛阳地区丰富的传世文本，也得益于层出不穷的考古发掘与出土文献。与之相比，学术界对幽州的关注起步较晚，目前逐渐形成了相关研究梯队，研究层次显著提高，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也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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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州为古九州之一，《禹贡》曰：“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幽其一也”，《周礼》记载为“东北，曰幽州”。幽州所辖的范围在不同时期略有变动，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河北北部、天津以及辽宁部分地区。从地理环境上来说，幽州作为中原王朝的边郡地带，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处。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在辽东设立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后，幽州与东北亚产生了密切联系。此后一千余年，特别是作为安史之乱的大本营与范阳起兵地、幽州卢龙节度使割据一方、宋辽合议后的澶渊之盟等时期，幽州都曾深深影响过我国的历史走向。

　　幽州“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唐以前，中原王朝关注的重心在西北关中；唐以后，逐步转移到东北幽燕，幽州既是北方游牧群体对中原王朝造成震荡、首当其冲的地区，也是唐朝灭亡后重新建构统一王朝国家的“起点”。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的战争从西向东甚至向东北方向转移且次数频繁，王朝的边防重镇也渐次由西北转移至东北，使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过渡区域的幽州地区逐渐显现出与众不同的区域特色。从隋唐历五代十国直至元大都的建立，幽州的戍边角色悄悄发生了巨变：从胡地、戎墟演变成了中国古代后半期多个统一王朝的都城。治中国史前半期的学者较多关注当时的两京，对于幽州关注的目光停留在军事边防、藩镇割据以及以北京、河北、天津等现代区划为核心的区域史层面，或者是针对某一地区考古个案的解释。究其原因，幽州并不属于当时的政治、经济重心，史料记载与出土文物的相对缺乏也限制了学术界做出更多的解释。安史之乱后，幽州地区的形象被“河朔藩镇”的阴影遮盖。其实，幽州的发展史是一部辽以前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史，此地孕育出中国古代后半期多个统一王朝的都城绝非偶然，从边鄙之地到权力核心的演变过程值得探讨，而近年来地下实物——墓志的大量出土，为研究幽州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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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志是指放置在墓中记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文本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记述死者相关的信息，无论世系、祖荫，还是持家、德行，抑或政绩、功业等，志主的一生浓缩为一份充满溢美之词的原始档案；第二部分多用韵文撰写，表达对死者的悼念或赞颂，称之为“铭”。与传统文献相对照，墓志可以查补正史之漏、更正传世之谬。

　　从墓志角度关注幽州社会的历史变迁，具有厘定官修史书、正本清源的作用。笔者通过对隋唐时期15000余方墓志的拣选，从中释读出幽州地区的墓志约200方，加之收藏于各文物部门的墓志实物约50方，共计20余万字。从数量上来看，幽州墓志的数量仅次于两京地区，而多于“北都”太原府。幽州地区的墓志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志主在幽州地区做官，如“唐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铭”(1956年，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附近出土)；二是志主死后埋在幽州地区，如“唐故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陇州诸军事、行陇州刺史、上柱国、南阳县开国伯张道”窆于幽州良乡县阎沟山；三是间接与幽州相关的隋唐时期墓志，如“唐故恒王府司马、幽州节度经略军兵曹参军太原王府君”的父亲王思“以营田授勋，终幽州昌平县尉”。

　　幽州墓志文本中的个人表达、历史记忆、民风描绘值得仔细解读。比如，在中古时期，人们素有“归葬(洛阳)邙山”的情怀，但幽州地区出土的墓志却存在着与之迥异的“归葬”“迁葬”现象。在个案研究方面，2013年1月，北京市房山区发现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志吸引了研究者较多的目光。在刘济墓挖掘初期，曾经出现金代的钱币，学界一度怀疑是海陵王的墓葬，随着刘济夫妇墓志的相继出土，使我们认识了刘济这位正史中寥寥数笔、墓志中却饱满立体的人物。刘济的生卒年、官职履历、军事活动、死因等清晰可见：虽在藩帅的承袭上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独霸性，财政上则向中央“屡输忠款”；在军事上虽拥重兵，却无抗衡中央之行为且多次承担抗击北方入侵之责，参与镇压地方叛乱，尽到了中央政府要求的“义务”，表现出“恭顺”的一面。这与此前学术界认为的幽州地区所属割据型藩镇类型大相径庭，由此看出幽州试图在戍边与保持自身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自身的安全需求与得失取舍才是幽州地区的治理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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