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皆是中国历代文人的自觉追求。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家国情怀”也从未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缺席。“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是家国情怀亘古不变的基本内涵，但其表现形式却是流动的，有着多元的、复杂的面向。对于当代作家而言，他们的作品必然要带上各自所处的时代或深或浅的印迹。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变动不居的社会情态，无不在七十年的当代文学中得到呼应与书写。可以说，当代文学七十年，也是家国情怀不断深化与扩展、内涵与表达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七十年。

　　新中国成立初，《祖国颂》《投入火热的斗争》与《青春之歌》所体现的宏大家国情怀，成了这个时期文学书写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图为电影《青春之歌》(1959年)海报。资料图片

　　《大江东去》展现了个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和国家共进退的豪迈与壮阔，由此建构属于新时代文学作品独有的家国情怀。图为由该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剧照。资料图片

　　定格时代的蓬勃朝气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蓬勃朝气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阮章竞、田间、郭小川与贺敬之等人的诗歌创作中得到极致的彰显，彰显出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有着昂扬的青春气息，可以视为五四传统在当代文学的延续，但在气质上迥异于《莎菲女士的日记》或《沉沦》等现代文学作品。知识分子的痛苦与犹疑在《青春之歌》中几乎消隐，取而代之的是对精神解放的认真追求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总是以一种“史诗性”的面目出现。柳青的《创业史》与梁斌的《红旗谱》概不例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史诗色彩浓郁的作品，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时代氛围的呼应，也是对家国前途充满坚定信念与热情憧憬的文学化宣示。换言之，这是一个自觉地把个人诉求委身于国家前途的文学时代，《祖国颂》《投入火热的斗争》与《青春之歌》所体现的宏大家国情怀，成了这个时期文学书写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也是当代文学七十年所呈现的第一个面向。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青春之歌》中的个体解放与人性觉醒具备了更多的现代性，它依稀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文学想象。新中国的成立，文学也必然要相应地从过度宏大的家国叙事，转向重视国家的每个个体的现代生命体验。唯有个体的现代性实现，才有现代中国的成型。

　　人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强化

　　改革开放是另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也是当代文学一个新的起点。对民族精神的眷恋与对家国前途的忧思重新迸发，化作“归来者”笔下一行行鲜活的文字和一个个生动可感的人物。作家们成了普通民众个体情绪与家国思虑的代笔人，受到社会的高度青睐。他们内心蕴含的崇高感与家国使命感再次被激发，纷纷以极大的激情与勇气去直面现实人生、干预现实生活。前三十年过度宏大的国家叙事造成的个体压抑与精神“伤痕”需要作家们去抚慰，也促使他们再次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日常生活与非英雄式的普通人物，譬如舒婷的《双桅船》《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顾城的《一代人》。新崛起的诗人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虽然也延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但其视角开始更多地转向个体化的生命体验。当代文学家国情怀的面向由此开始走向多元，“人”又一次出现在家国同构体系的重要位置。“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等新的文学现象无不建构在“人”的意义复苏之上，宏大的国家叙事逐渐与幽微的个人体验靠拢并置。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浪潮席卷全国，当代文学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过渡到“改革文学”，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作家们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热情地回应着改革大潮，但他们的着眼点显然已经发生了转移。如果说《乔厂长上任记》还在着力塑造一个国家英雄式的人物，《陈奂生上城》《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已经不再迷恋或满足于英雄的塑造，而把改革精神更多地附着于普通个体，去表达他们在时代之中的日常生活与情态变迁。在人、家、国三位一体的价值结构中，人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当然是当代文学与所处时代的一种良性互动，也是其家国情怀应该有的第二个面向，并持续至今。

　　追求民族化审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