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规模最大的第三次修缮进行中 工程师们期盼故宫未来不再有工地
故宫古建专家揭秘“上房揭瓦”十八年
古建部设计组高级工程师黄占均（左二）与同事在大殿屋顶
工作中的古建复制组工程师们
几年前的一个黄昏，夕阳西下，落日熔金，赵鹏一个人沿着架子爬上故宫东华门的巨大屋檐，看着阳光把琉璃瓦屋顶染得一片辉煌灿烂，他被这壮丽的美景深深震撼了。
遥想80多年前，梁思成、林徽因等建筑学家成功修缮天坛祈年殿的往事，赵鹏瞬间“把自己感动了”，因为他现在所做的正是和这些前辈一样的工作。这个建筑学专业毕业的小伙子默默对自己说：“修古建将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那是2011年，赵鹏在故宫第一个独立负责的项目——东华门修缮工程正式开工。如今，赵鹏担任故宫古建部副主任，他与同部门的几十位专家承担着故宫古建的保护工作。明年适逢故宫600岁生日，也是进行了18年之久的故宫第三次大修竣工的日子，故宫焕然一新的面貌该有多美？他们和所有的观众一起期待着。
散碎建筑构件铺满整个院子
从故宫东华门进去不远的工作区，有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小院，门口挂着一个黄色的“古建部”的牌子。进去以后，发现院子有些陈旧，杂草野花丛生，但生活气息颇浓，花盆里养着各种花花草草，猫咪自由穿行其间。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到处是建筑构件，把院子里的空地都占满了，仔细看去，每个构件上都标注了数字。
“这些有破损的建筑构件都是从古建上拆下来的，编好号，修补好之后还会尽量利用到古建上，我们修古建要最大限度使用原材料、原工艺，保留传统的东西。”一位大姐笑着告诉我，她是故宫古建部设计组的高级工程师黄占均，18岁来到故宫工作，至今已经30多年了。黄占均1983年来到故宫的时候，故宫刚刚进行完第二次大修，她很遗憾自己没赶上，否则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务院虽每年向故宫拨出维修专款，但古建专家们赖以增长经验的大修只进行过两次，第一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另一次在1974年。
上世纪50年代进行的第一次大修，光是垃圾就运走了25万立方米，用这些垃圾，可以从北京到天津修一条6米宽、路基35厘米高的公路，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故宫破败凄凉的面貌。
第二次修复工程是李先念提出的，从1974年开始一共延续了7年，国家第一笔拨款1400万元。其时国力所限，如此规模和节奏，远不足以抵消近百年来故宫古建筑因氧化、霉菌、虫蛀、酸雨、雷电等造成的侵害，所以，故宫的状况一直令古建筑专家忧心忡忡。
80年代，黄占均进入故宫工作之后，就开始跟着老师傅一起进行古建勘查工作。当时她是一个文弱的小姑娘，以为古建设计只是画图写报告这些案头工作，没想到还需要爬到十几米高的大殿屋顶上，她一下子懵了。
险活、脏活、累活，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幸好我没有恐高症，踩着架子上的几块木板，扶着墙壁慢慢爬上去，到了屋顶往下看，还挺有成就感的。”黄占均对自己第一次勘查的情景记忆犹新。
不过上屋顶可不是为了看风景，需要观察琉璃瓦的破损情况，还要掀开瓦，勘查瓦下面的“灰背”（保温防水层）是否有断开、下滑的情况，“灰背”下面的“望板”是否糟朽损坏，再下面的木基层有没有破损……这种勘查不能只做一处，需要多找几个点，才能基本了解古建的健康情况，所以工作人员经常在倾斜的屋顶上一站就是大半天，无论风吹日晒。古建部的专家们把这项工作戏称为“上房揭瓦”。
专家们为了“上房揭瓦”，得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事。赵鹏告诉我他的亲身经历，有一次曾经在雨后徒手爬上太和殿的屋顶，因为情况紧急，脚手架只搭到上层檐口，他踩着湿滑的瓦面，沿着檐头向上爬，一直爬到正脊，考察前后坡外面的情况。“上去的时候没觉得怎么样，下来可就惨了，双手拼命找东西抓，太滑了，到地面整个人都瘫软了。”
然而，“上房揭瓦”还不算最苦最累的活儿，更艰难的要算勘查古建内部梁架里的情况，高大的建筑还好一些，最难的是比较小的建筑。“就依靠几块木板搭的简易脚手架，到了上面根本站不直，只能弯着腰爬进梁架里面进行手工测量，不能拉电线，需要一直举着手电筒。因为上下不方便，有时候全天都得在上面待着，中午也没办法下来吃饭，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才能下来休息。”黄占均告诉我，而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