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不再有移民家庭的犹豫,上海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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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丹燕:不再有移民家庭的犹豫,上海是我家

  虽然从8岁开始就生活在上海,但是作家陈丹燕很长时期都没有自己是上海人的实感。她觉得自己只是生活在家附近的街道,认识的人也就同学、邻居,对这座城市并没什么认同。

  是什么促使她对这座城市发生兴趣,又是什么让她有书写动力并建构起“陈丹燕的上海”的呢?8月22日,在上海报业集团员工共享主题活动之“澎湃月”上,陈丹燕给出了回答。

陈丹燕:不再有移民家庭的犹豫,上海是我家

陈丹燕

  开始写上海是为了解决个人的精神危机

  跟上海很多家庭一样,陈丹燕也成长于一个移民家庭。直到上大学,受到同学的影响,她才开始说起不怎么地道的上海话。

  “当时并不认同自己是上海人,也根本不知道上海人应该是什么样,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那时候,陈丹燕也不觉得上海这个城市是属于她的。她所熟悉的只是家附近的几条街道、街坊四邻而已,但对这个城市并不熟悉。

  她从来没想过这个城市也会对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有深刻的影响。

  1992年,陈丹燕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馆。这是第一次去欧洲,没想到在哪里邂逅了她遗失已久的童年上海,并且第一次感受到上海在她身体里的刻印。

  当时她在欧洲各地漫游。在德法边境的一座小城,她发现了小时候吃的一种用杏仁粉做的水果糖。她很惊讶,因为这种水果糖随着她的成长,已经逐渐在上海消失了。她就去问老板,对方说这是欧洲传统的水果糖。

  另外一件让她惊奇的事是她在这座小城的街道,看到一个小姑娘在玩跳房子。她的记忆一下被拉回到小时候上海的弄堂里,她也在玩,每个格子里都有一个词,最后顶端半圆里写的是“自由”。一打听,这个小姑娘的跳房子里写的也是自由,和她小时候在上海玩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两件事让陈丹燕在欧洲睁开了眼睛,她不断在欧洲的城市发现上海的痕迹,老虎窗、行道树、咖啡馆里的椅子,甚至街道间、房子间的距离,都有她童年记忆的影子。

  随后她在德国见到了一个在上海认识的朋友。朋友说每天最愉快的时间就是晚上去倒垃圾,可以就着星光回想少年生活。那时候他们都对欧洲充满向往,通过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欧洲的印象。但来了后发现完全不一样。陈丹燕随口说,我们向往的欧洲是大裙子、高帽子,现在满街都是美国球鞋、牛仔裤。谈到这,她忽然感到非常沮丧。

  “但是我在图书馆工作的非洲同事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沮丧。这个沮丧显然是独属于我的,是我的精神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丹燕开始写上海,“非常个人化,只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天赋的职业是作家,一个重要问题不写下来是想不清楚的。”

  这就是她开始写上海最原初的动因,就是为了要搞清楚上海跟欧洲有什么相似之处,什么情况下上海的文化氛围影响了她这样在上海长大的人,让她对欧洲有了跟别人不一样的情感。

  没有市场催促的写作反而成了畅销书

  1992年的夏天,对陈丹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夏天。她会在上海的街头到处寻找欧洲城市的影子。

  当陈丹燕发现她寻找的东西指向上海租界史的时候,她就去图书馆、档案馆找材料。那时没什么人对上海租界史感兴趣,这些材料静静地封存在藏书楼里,文件夹上布满灰尘,连帮她借书的人都一路打喷嚏。但她认为,这个情形是非常动人的。

  在这种沉潜于个人写作节奏的情况下,陈丹燕写了四年的专栏,并于1998年结集出版为《上海的风花雪月》。在她看来,在写专栏的过程中,对她最良性的推动是通过好奇心的驱使去找历史街道,发表后又有读者和编辑的反馈,这些都促进她去思考她长大的这座城市。

  “我写上海,是为了明白这城市在什么情况下影响了我的文化取向。最开始我能意识到的仅仅是她的街道、建筑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她看到,上海其实是一个折中主义的城市,包含了江南文化、租界文化以及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

  陈丹燕喜欢上海的这种多元性,她觉得如果一个城市的文化和内涵比较单一,虽然面貌会更清晰,但无法成为写作对象。“能找到上海,我是非常幸运的。”

陈丹燕:不再有移民家庭的犹豫,上海是我家

  活动现场

  “我想写个人视角里的时代变化”

  《风花雪月》成了畅销书后,有很多评论说它引领了上海的怀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