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不再有移民家庭的犹豫，上海是我家

　　虽然从8岁开始就生活在上海，但是作家陈丹燕很长时期都没有自己是上海人的实感。她觉得自己只是生活在家附近的街道，认识的人也就同学、邻居，对这座城市并没什么认同。

　　是什么促使她对这座城市发生兴趣，又是什么让她有书写动力并建构起“陈丹燕的上海”的呢？8月22日，在上海报业集团员工共享主题活动之“澎湃月”上，陈丹燕给出了回答。

陈丹燕

　　开始写上海是为了解决个人的精神危机

　　跟上海很多家庭一样，陈丹燕也成长于一个移民家庭。直到上大学，受到同学的影响，她才开始说起不怎么地道的上海话。

　　“当时并不认同自己是上海人，也根本不知道上海人应该是什么样，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那时候，陈丹燕也不觉得上海这个城市是属于她的。她所熟悉的只是家附近的几条街道、街坊四邻而已，但对这个城市并不熟悉。

　　她从来没想过这个城市也会对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有深刻的影响。

　　1992年，陈丹燕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馆。这是第一次去欧洲，没想到在哪里邂逅了她遗失已久的童年上海，并且第一次感受到上海在她身体里的刻印。

　　当时她在欧洲各地漫游。在德法边境的一座小城，她发现了小时候吃的一种用杏仁粉做的水果糖。她很惊讶，因为这种水果糖随着她的成长，已经逐渐在上海消失了。她就去问老板，对方说这是欧洲传统的水果糖。

　　另外一件让她惊奇的事是她在这座小城的街道，看到一个小姑娘在玩跳房子。她的记忆一下被拉回到小时候上海的弄堂里，她也在玩，每个格子里都有一个词，最后顶端半圆里写的是“自由”。一打听，这个小姑娘的跳房子里写的也是自由，和她小时候在上海玩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两件事让陈丹燕在欧洲睁开了眼睛，她不断在欧洲的城市发现上海的痕迹，老虎窗、行道树、咖啡馆里的椅子，甚至街道间、房子间的距离，都有她童年记忆的影子。

　　随后她在德国见到了一个在上海认识的朋友。朋友说每天最愉快的时间就是晚上去倒垃圾，可以就着星光回想少年生活。那时候他们都对欧洲充满向往，通过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欧洲的印象。但来了后发现完全不一样。陈丹燕随口说，我们向往的欧洲是大裙子、高帽子，现在满街都是美国球鞋、牛仔裤。谈到这，她忽然感到非常沮丧。

　　“但是我在图书馆工作的非洲同事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沮丧。这个沮丧显然是独属于我的，是我的精神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丹燕开始写上海，“非常个人化，只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天赋的职业是作家，一个重要问题不写下来是想不清楚的。”

　　这就是她开始写上海最原初的动因，就是为了要搞清楚上海跟欧洲有什么相似之处，什么情况下上海的文化氛围影响了她这样在上海长大的人，让她对欧洲有了跟别人不一样的情感。

　　没有市场催促的写作反而成了畅销书

　　1992年的夏天，对陈丹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夏天。她会在上海的街头到处寻找欧洲城市的影子。

　　当陈丹燕发现她寻找的东西指向上海租界史的时候，她就去图书馆、档案馆找材料。那时没什么人对上海租界史感兴趣，这些材料静静地封存在藏书楼里，文件夹上布满灰尘，连帮她借书的人都一路打喷嚏。但她认为，这个情形是非常动人的。

　　在这种沉潜于个人写作节奏的情况下，陈丹燕写了四年的专栏，并于1998年结集出版为《上海的风花雪月》。在她看来，在写专栏的过程中，对她最良性的推动是通过好奇心的驱使去找历史街道，发表后又有读者和编辑的反馈，这些都促进她去思考她长大的这座城市。

　　“我写上海，是为了明白这城市在什么情况下影响了我的文化取向。最开始我能意识到的仅仅是她的街道、建筑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她看到，上海其实是一个折中主义的城市，包含了江南文化、租界文化以及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

　　陈丹燕喜欢上海的这种多元性，她觉得如果一个城市的文化和内涵比较单一，虽然面貌会更清晰，但无法成为写作对象。“能找到上海，我是非常幸运的。”

　　活动现场

　　“我想写个人视角里的时代变化”

　　《风花雪月》成了畅销书后，有很多评论说它引领了上海的怀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