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 潜心创作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五人谈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李洱《应物兄》5部长篇小说获奖。我们特邀请获奖作家撰文分享此次创作心得体会，借以管窥文学之于生命、时代的意义。

　　——编 者

　　梁晓声：用写作来感恩回报

　　成为老师以后的我，总在叩问自己——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

　　因为学生们大抵会这样问。即使那些不问的学生，内心里其实也是有疑的。

　　于是我每每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大体梳理为如下阶段。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创作的时期，那是自己是知青的年代。既然自己喜欢并且具有些能力，为什么不呢？我的命运也确实由此发生改变，每年参加一至两次兵团创作学习班，还遇到好人上了大学——这是我应该感恩于文学的。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后，特别是在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以后，我的创作进入了证明自己创作才华的时期。这一时期最长，往往以责任感、使命感为动力。与此同时，自我证明的意识也还是存在的。

　　60多岁时，我做北京语言大学老师已快10年，在不断自我叩问下，终于猛醒——作家之创作，始于改变自己的命运绝不可耻，持续地自我证明当然也是一种动力；但万不可终于自我证明。六十几岁的人了，还要证明自己的什么给别人看吗？都是教授了，还想把自己的命运改变成怎样的呢？

　　进而要求自己——既然感恩于文学，那么是不是该回报文学了呢？由该不该回报文学，进而想到该不该回报时代（如果时代不是翻开了改革开放之新的一页，我的命运将又是一回事了）；想到该不该回报各个时代的好人，我有幸在各个时代都遇到他们，使我感受到人世间不同温度；该不该回报我来自的阶层呢？表面看它给予我的不多，但往深处一想，不对了，我从它的肌理中吸取过大量的创作营养啊，而它总是默默地任我吸取，从没有索取什么。回报它，实际上也即是回报生活。

　　我的学生们都会记得，关于文学，我对他们最经常说的是：

　　“写更多的他者，给更多更多的人看。尤其要关注那些容易被社会忽视的人，此时的作家应代替更多更多的人的眼，如同社会本身的眼——此即文学情怀之一种，很重要的一种。”

　　“有能力，则通过人物写时代。须知时代本身也是看不见的‘人物’。若能将时代与时代演进的过程较可信地呈现了，则史性一定程度在焉。”

　　“即不但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倘无后者，现实主义只不过是只有一面并且只照一个方向的镜子。后者以一些可敬可爱之人的真实存在为依据，写他们是文学的本分；写到了他们的文学，对读者的营养也便多了几许。”

　　我创作《人世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恩式的写作、回报式的写作。所秉持的理念，与我对学生们说的话相一致，并且，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使我能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中国，使我更愿在心性上向自己笔下可敬可爱的人物靠拢。

　　徐怀中：放开手脚作一搏

　　这段时间，熟人见面少不了对我说：你真厉害，90高龄还写出长篇小说《牵风记》！当然，这是祝贺之词，但也令我不胜感慨。我心想，他们本应该问我：你为什么一拖再拖，直到90岁才拿出这本书，你早干什么去了？

　　《牵风记》以1947年第二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背景。这次战略行动是解放战争中最富华彩的乐章之一，也是我参加革命部队以来经受锻炼与考验最严峻的一段经历。这一段生命阅历岂可轻轻放过？早在1962年，我就请长假写这部长篇，写了20余万字。不久，我作为军报战地记者派驻福建反空降部队，随后又接受其他任务，《牵风记》创作被搁置下来。多年后，书稿被我忍痛付之一炬。过后想想，倒也并不觉得多么可惜：如果当时匆匆忙忙把书出了，也就不会重改一次，我也只会为这部长篇小说成色平平而羞愧，痛感自己留下的遗憾无法补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迎着改革开放大潮，涌现出众多富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他们勇于强化主体意识，积极追求文本创新。小说创作如飞流而下的瀑布，产生大量“文学负氧离子”，清新的气息令人心身愉悦。遗憾的是，他们一身锋芒不能为我所用。如我老朽者，得益于思想解放完全解除了创作思想上的自我禁锢，清除了公式化概念化影响，真正回归到文学艺术自身规律上来。否则活到90岁，依然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牵风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