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舞蹈一定要贴近群众

　　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舞蹈家协会承办的“第十六届北京舞蹈大赛”落幕。作为北京最具权威、最具专业、最具规模的舞蹈盛会，北京舞蹈大赛至今已经走过了36年。今年的比赛中，167个作品从578个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决赛，最终非专业中老年组《天佑》《盼》《甜甜的葡萄献祖国》、非专业少儿组《暖洋洋》《多想学爸爸》《和平歌》、非专业青少年组《俏扇芬芳》、专业少年组《有凤来仪》、专业青年组《逍遥愁》《唐印》《明日之后》《额尔古纳河》等作品荣获本届大赛的一等奖，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中国戏曲学院获得优秀组织奖。围绕“舞蹈艺术创作与发展”等问题的专题研讨会也于随后举办。

　　在肯定作品质量的同时，怎样让舞蹈更贴近群众成为了专家们一致关心的话题。“我们的艺术一定要跟老百姓结合在一起，一定要和社会积极地连在一起，尤其是我们的舞蹈，如果我们脱离了社会，真的没有生存的余地。”北京舞蹈家协会艺术顾问李续说。国家一级编导余大鸣就指出，以古典舞为例，到了“火箭都快上火星”的21世纪，古典舞作品的题材仍然常常陷入千年前“才子佳人”的窠臼，这个舞种的形态和语汇还是很少用来表达当代人的生活情趣。专业编导们做行活儿手到擒来，但表现百姓发自内心的情感的作品仍然欠缺，“本来舞蹈就是小众艺术，我们自己不讴歌更多人关注的情感和生活内容，就把自己孤立了。现在群众广场舞跳得简直是热火朝天，但是我们专业创作和表演却冷冰冰。”

　　内容的不接地气注定会让舞蹈这种艺术形式离观众越来越远。余大鸣观察到，“每次看舞剧，看的就是我们这些人，老百姓不进来。有的想进去，还没票。我恨不得把门打开，让外面的百姓都进来。观众越多，演员跳得越来劲，对着空气，一点情绪都没有。”另一位著名编导何晓彬也提出，“专业舞蹈太缺观众了。‘缺’是自己造成的，不是人家不给你，是你不去找人家，你太高贵了，永远不想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

　　许多专家建议，互联网直播等“亲民”的传播方式也应该引入舞蹈中来。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青岛“舞王”大赛等许多将舞蹈与直播结合的范例，2017年第十五届北京舞蹈大赛也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吸引了超过千万的点击量，这些数字几乎是剧场不可能实现的。“舞蹈要培养观众，要告诉大家怎么欣赏。剧场坐得再满，也就是上千人，但网络宣传的力量太大了。”余大鸣说，“艺术要为大众服务，老是自娱自乐，太可惜了。”

　　本次舞蹈大赛凸显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作品的“雷同感”太强，审美趣味趋同，服装好、音乐好，但就是没有“新鲜感”。仍以古典舞为例，北京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田培培认为，古典舞是集合了中国文化特征的舞种，它的表现形式本该丰富多样，但在本次大赛上，古典舞的群舞作品非常多。结构方面，创作者们“习惯了一种情绪的渲染，比如开始的渐起，一点点延伸，再形成第二层的激动延伸，爆发到黄金分割点，最后收尾”，可这种结构布局对古典舞来说是不是唯一的呢？田培培觉得，要改变这种局面，不光创作者要尝试着“破除”，外部的环境也应该提供“一个允许探索的空间”以及对创新的“支持和鼓励”。

　　作为北京城市当代舞团团长，滕爱民认为，舞蹈的创新离不开“体制外”新文艺群体的力量，著名的金星舞蹈团、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当代芭蕾舞团等民营院团都属于新文艺群体，“每个院团都有自己的身体方式，新文艺群体每个团的身体方式都不一样。”比如陶身体剧场就以舞者身体的“圆运动体系”闻名，“正因为不一样，才有存在的价值，这就是他们坚守的原因。我们的百花齐放需要更多的样式。”但遗憾的是，滕爱民发现，本次舞蹈大赛中，专业选手大多来自院校，其次为“体制内”的院团，新文艺群体参赛者寥寥。他曾与一位民营院团的负责人聊天，对方早已默认不可能获奖，为什么白白耽误时间？“我们的比赛，应该是北京舞蹈大赛，而不是北京院校舞蹈大赛。新文艺群体不是没有作品，是没有演出作品的机会。”

　　此外，多位专家都提出，舞蹈教育需要更加专业化。目前，针对孩子们的舞蹈常常是成人舞蹈的简易版，音乐也东拼西凑，不利于孩子们的成长，而缺少专业的编导，正是以儿童舞蹈为代表的群众舞蹈面临的一大问题。　本报记者 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