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出版,是对古籍善本最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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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出版,是对古籍善本最好的保护

  【“文脉颂中华·e页千年”中华古籍善本网络主题传播系列稿件十三】

  作者:《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张玉亮

  中华民族,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书籍文化遗存。这不仅体现在物质形态的古籍善本的数量、体式、种类、内容等方面,非物质形态的制作工艺也享誉世界,四大发明中两项与古籍制作有关。非仅如此,在悠久灿烂的文化遗产孕育下,还出现了与古籍善本保护、研究、利用密切相关的专门学问,即古籍整理。长期以来,涌现出了众多以古籍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学家和以古籍整理出版为主要职责的出版机构。这些,都是其他文明与国家绝少出现的文化奇观。古籍善本保护与古籍整理出版,有着密切联系,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整理出版是古籍善本保护的有效手段。

  古籍善本保护工作意义重大,无需赘言。而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更多情况下,需要以整理出版作为有效手段。比如成书于明代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87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永乐大典》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其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可惜的是,由于保护不力,这部珍贵的古籍善本大多散失,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中华书局为保护古籍善本、传承传统文化,精心出版了原样仿制版《永乐大典》,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图书,并以影印方法缩印了当时所得的700多卷。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古籍研究与善本保护工作有了长足进步,海内外学术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加强。中华书局在八十年代又将新得之本再次线装影印出版,并与之前线装出版的内容汇编为精装十册,为这一名著的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其次,整理出版是古籍善本保护的价值体现。

  古籍善本的保护,可大致分为实物保护、内容保护和工艺保护等不同层次。由于年代久远,现存的古籍善本实物需要较为周致的保护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价值的发挥。而影印出版,通过版本梳理与研究,补配与修润,以技术手段将珍贵的古籍善本化身千百。这样一来,可供更多的传统文化研究者、爱好者一睹真容,极大地发挥了古籍善本的文献价值与文物价值。

  例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经过多年打造,陆续推出的《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目前已出版70种,其中最多的销量上万,销量相对较少的也达到两三千部。与“购买名贵版本古籍是为专业研究”的一般认识不同,许多读者并非专业的古籍文献或传统文化研究者,而只是出于对古籍善本的喜爱。这套影印本,以低廉的价格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求,值得称道。

  除了实物形态的保护以外,优秀的古籍整理图书,将深锁琅嬛的珍贵古籍善本或选为底本,或用作参校本,将其内容价值熔铸进来,为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这其中既有版本名贵、校勘精当的专业性古籍整理图书,也有注释准确、译文流畅的普及性古籍整理图书。它们满足了不同的读者需求,使古籍善本的价值得到多层次的体现。

  最后,整理出版是古籍善本保护的必然趋势。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亦当有一代之善本。善本不是一个僵化、封闭的概念,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与学术进步而演进的。从最初的“佞宋”等对时代的偏好,到精校精刊本的逐渐受到重视,已是一个重大进步。盛世修典,历朝历代对前朝文化遗产的总结与继承,都有各自的贡献。历史上,文献家、藏书家灿若群星,不仅对古籍善本保护与流通积累了宝贵的制度文化与实物遗存,且后出转精之本叠见,堪称文化奇观。可以说,反映时代精神的古籍整理精品图书的出版,是善本保护工作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从此,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了国家层面的部署,善本保护工作得到长足发展。虽经“文革”历经波折,但在恢复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华书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一大批致力于古籍整理、善本保护流通的古籍出版社,在时代呼唤下繁荣发展,屡创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