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的历史：技术、疾病与挑战(2)

　　1885年7月6日，法国一名来自阿尔萨斯区的男孩约瑟夫·梅斯特(Joseph Meister)被带到了路易·巴斯德的实验室。他被一条疯狗咬伤得很重。狂犬病(又称恐水症)经由患病动物的唾液传播，狂犬病毒会侵扰神经系统，引起可怕的疾病症状，包括恐水、怕风、发作性咽肌痉挛、呼吸困难等，病死率几近100%，至今仍没有治疗的方法。

　　巴斯德是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而并非医生。此前，他与研究团队用患狂犬病的兔子干脊髓制备了狂犬病疫苗，并在狗身上实验成功。但这对人有效吗？巴斯德写到，“因为这个孩子的死亡在所难免，尽管深深地感到不安，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想象，我还是决定在他身上试验一下，这种方法之前在狗身上的实验一直都很成功。”梅斯特在十天内先后接种了12次，最终幸运地活了下来。

　　消息传开，国内外络绎不绝的患者蜂拥而至。1886年，38位俄罗斯农民被患狂犬病的狼咬伤，千里迢迢慕名到巴黎去寻找疫苗，其中35位因为巴斯德的疫苗而获救。

　　与绝大多数疫苗相比，狂犬病疫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通过早期接种来预防发病，疫苗能赶在病毒侵袭神经系统前帮助免疫系统产生大量狂犬病毒抗体，因为狂犬病的潜伏期很长。

　　3.命运坎坷的卡介苗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数百万人死于有“十痨九死”的白色瘟疫——结核病。契诃夫、卡夫卡、雪莱、济慈、肖邦、鲁迅和林徽因等名人都曾患上过该病。

　　20世纪20年代初，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erin； BCG)问世，这是目前唯一一个没有遵循以疾病命名的传统，而是以发明者姓氏命名的疫苗——法国科学家阿尔伯特·卡迈特(Albert Calmette，1863-1933)和卡米尔·介兰(Camile Guerin，1872-1961)。虽然每种疫苗背后都有一番辛酸，但是卡介苗问世后的命运尤为坎坷。

　　阿尔伯特·卡迈特和卡米尔·介兰于1921年开始开展卡介苗的人体实验，他们为巴黎查理特医院的一个婴儿接种了该疫苗，孩子的母亲在分娩后死于结核病，孩子口服卡介苗后没有得病，证明了卡介苗的有效性。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接种疫苗，一系列的实验为卡介苗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卡介苗的接受度也日益增加，特别是在法国和北欧。

　　1928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推荐卡介苗普遍施用于新生儿。不过，一场名为吕贝克疫苗事件的悲剧却几乎断送了卡介苗的前途。德国吕贝克卫生部门于1930年2月24日开始实施婴儿接种，共有256名新生儿接受了口服卡介苗，结果造成了76名婴儿死亡，131名发病。事后调查发现是因为疫苗在生产过程中意外污染了结核杆菌的有毒菌株，而非卡介苗本身的问题。但出于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担忧，德国中止了卡介苗接种，英国也推迟了卡介苗的引入，而美国更是从未将卡介苗列为常规疫苗。

　　二战期间，结核病在欧洲和亚洲死灰复燃，卡介苗才得以被大规模使用。WHO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广泛结核病控制运动，在全世界推广卡介苗。至今全球已有超过40亿人次接种了卡介苗。

　　4.下一个消灭的疾病：脊髓灰质炎

　　2017年热映的电影《一呼一吸》(Breathe)再现了20世纪40—50年代的一场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浩劫，在这场流行中，人类最早的机械呼吸器，也就是“铁肺”，被广泛地应用。脊髓灰质炎病毒会侵入神经系统，导致肌肉变性、麻痹，甚至有时会因窒息死亡。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因在39岁时罹患脊髓灰质炎而导致双腿瘫痪。为了帮助控制脊髓灰质炎在美国的恶化，他在1938年建立了国家脊髓灰质炎基金会。

　　在这个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医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1914—1995)开发出了经注射的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1954年，他成功开展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双盲临床试验，近180万儿童参加了试验。然而不久，1955年的“卡特尔事件”(Cutter Incidence)大大削弱了人们对这种疫苗的信心。约20万名儿童接种了加利福尼亚州卡特尔实验室制备的两批灭活疫苗，由于生产不完备，疫苗中混入了未完全灭活的脊髓灰质炎病毒，70000人肌肉萎缩，164名儿童偏瘫，10人死亡。巨大的争议引发了疫苗生产和安全性的重大改革。

　　同样在这个基金会的资助下，阿尔伯特·沙宾(Albert Sabin，1906—1993)研发出了“价格便宜、接种方便”的口服减毒性活病毒疫苗。沙宾在不少受试者身上进行了试验，包括自己的家人和监狱囚犯。后来在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接种，大约1000万儿童参加。这种疫苗取得了巨大成功，沙宾也因此获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不过，索尔克和沙宾一直处于针锋相对的竞争关系，成为医学史最大的纷争之一。截至20世纪60年代初，沙宾的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OPV)在多数国家成为标准疫苗，并被纳入常规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