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学与一条大河的款款深情(2)

　　万晋，我国林学、测绘学开拓者之一，1927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后，来到河南大学担任农学院院长，兼任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林垦处处长。他带领学生奔波于黄河堤坝、河滩与沙丘之间，实地勘察。他们发现，自元、明、清以来，黄河防汛工程是用柳树柔软枝条编笼填土，以阻水势。森林系师生提出，如果将干死树枝改为生长旺盛的活柳树枝，耐碱、耐湿效果必定更佳，他们商请河南河务局规划出一段河堤，由他们负责打理。

　　微风吹走冬的寒意，师生们在长长的堤岸上打桩植柳。待小树发芽，柳枝达到一米时，便将其纵横编结，用麻线捆扎，使它徐徐生为一体，成为一个活柳坝。汛期来临，活柳坝的防洪效果显著，较木桩坝、石坝，柳枝坝等更为安全。这一方法省工、省料，兼有分散流势、扰乱漩涡之功，是水利工程的一大创造。

　　1935年，黄河、长江同时在秋季泛滥，中原、江南灾民达数千万人。就读于河南大学经济系的邓拓，目睹灾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悲惨，极为震动，他深入调查，精心构思，著就国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中国救荒史》。邓拓在“序言”中写道：“灾荒史不仅应该揭示灾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根源，而且必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

　　1937年《中国救荒史》首发时使用文言文，很快被译成日文印行，1957年三联书店重印时，邓拓将其改为白话文，署原名邓云特。该书多次再版，河南大学图书馆共收藏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5家出版社、8个版本的《中国救荒史》。著书为文的断霞散彩，从教从学的流风余韵，百年薪火相传，弦歌不断。

　　“我们要像黄河般‘怒吼’”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考古学者发现，中国的远古文明最初是“满天星斗”，越接近历史时期，越能够看到一个个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中原”为核心的历史趋势。

　　1936年夏，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拓者之一的范文澜，应聘到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在古朴的七号楼三楼最南边教室，他讲授中国上古史、文学史、经史等课程，教室里座无虚席，教室外挤满学生。他以黄河为连线，娓娓道来，婉约清丽的伊洛河，怀抱中原腹地，哺育着华夏文明的婴孩时期，伊洛河流域留下先民的足迹，伊洛河为成长的中国打开了辽阔天地……

　　卢沟桥炮声响起。1937年，范文澜担任河南大学抗敌训练服务团副团长，捐出任教期间的月薪，宣传抗日。他编辑《游击战术》一书，两个月销量达5000册。范文澜奔赴延安后写道：“我们确信中国绝不会亡，抗战必然胜利。”

　　1935年，作曲家马可抱着“科学救国”的雄心壮志，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但很快，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把我这个不问政治的好学生从实验室中拖出来。抗日初期那些优秀的歌曲教育了我，决定了自己的政治方向”。

　　1937年，河南大学成立大众剧团和歌咏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怒吼歌咏队负责人马可说：我们要像黄河般“怒吼”，坚持抗战到底。

　　当年9月，洪深、金山、冼星海等人率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和贺绿汀、马彦祥等人组织的“上海救亡话剧一队”抵达开封，在河南大学大礼堂和相国寺剧场公演多次，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白天，马可和冼星海形影不离地演出，入夜，两人在河南大学冼星海的住室里，谈论抗战歌曲的题材、体裁、曲式结构……夜已冷，月如钩，二人或低吟浅唱，或放声高歌，慷慨激昂的旋律在校园里回响。冼星海离开开封时，为马可创作的《老百姓战歌》写下序言，称赞马可的歌曲开创了极力趋向大众化、民族化的新时代。冼星海在给怒吼歌咏队的信中鼓励他们：共同担负起民族救亡的重任。

　　1938年11月，著名诗人光未然(张光年)带领抗战演剧三队撤退，行进到山西与陕西交界处的壶口时，被黄河的景象所震慑：河道骤然变窄，黄河从落差最高达50米的陡崖倾斜而下，形成巨大的黄色瀑布，气势磅礴，声势浩大，沙流滚滚，如万马奔腾。壶口瀑布那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的气魄，正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诗情一触即发，光未然一挥而就，写下黄河诗篇。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冼星海，被诗作深深打动。1939年3月，在延安的小窑洞内，想到只有黄河这样的大河，才能抚育出英勇的人民时，冼星海激情难抑，抱病连写6天，创作完成《黄河大合唱》手稿。很快，《黄河大合唱》就传遍延安，传遍世界，周恩来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