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杂志四十年：通俗小说的启蒙之路(2)

　　他曾在报纸上看见，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是江苏人，马上写了封信，希望对方给予家乡创办的新刊物一点指导和帮助。没想到，得到了回信肯定，戈宝权寄了自己翻译的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六首诗，提供给《译林》创刊号。

　　李景端因此想打造一个高水平的编委会。1978年，李景端参加广州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多位英语界专家现身小组讨论会。他就想借机邀请诸位名家。

　　李景端做了功课，读过北京大学杨周翰编的《欧洲文学史》，之后去北大拜访，他表示赞同杨周翰在广州会议上所说——国内曾经编写的外国文学史大多受到苏联“左”的思想影响，对西方许多作家和流派持批判否定太多，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不过，苏联文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存在已久，编文学史恐怕也不宜将其简单删去，可否把有过的不正确观点照写，但要加上新的认识和批判。”杨周翰一听，觉得有共识。第二天就向李景端详细了解了《译林》选材标准、当代与古典作品的比重、对性和暴力描写如何处理、译文质量如何把关等，最后同意担任《译林》的编委。

　　对于英国文学翻译家周煦良，李景端三次上门拜访。第二次见面，周煦良问到杂志如何在多种多样的西方通俗小说中做选择，李景端告知，主要放在社会小说、经济小说和法律小说上。再见面时，周煦良夸赞了杂志刊登的《吕蓓卡》。这是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在193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开篇就死去的神秘女性吕蓓卡为全文制造了悬念，这是一个嫁入山庄的女人，却因为和表哥偷情被丈夫枪杀，她的死亡在丈夫的第二任妻子进入山庄之后被揭开。周煦良在英国时就很喜欢这部作品，通过阅读两期《译林》的文章，他决定加入编委会。

　　当李景端得知文学翻译家戈宝权和钱钟书夫妇是江苏老乡时，他请求戈宝权出面邀请他们。钱钟书本已多年谢绝虚职的聘请，但被戈宝权游说成了。

　　然而，因为长期在文学上的禁锢，翻译界也有部分译者对《译林》选择外国通俗文学无法接受。《世界文学》原主编陈冰夷曾在跟戈宝权一同出差的途中，对坐在火车上看《译林》的戈宝权说，“你看，《译林》又在登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指的便是《吕蓓卡》。俄语翻译家孙绳武也曾对中国译协副秘书长林煌天说，译协要同《译林》“保持距离”。

　　当时，出版社没有翻译资源，作品都是靠译者自己去找。李景端只好从突破知名翻译家转向高校中青年教师。他去了趟上海，把目光放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寻求建立合作关系。他给出承诺，在校内成立杂志的联络组，先拨付1000元，供打印、邮寄等开支使用，给译者每人赠送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还能提供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专著以及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的机会。

　　曾担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的张柏然、许钧，原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谭晶华，日后成为知名翻译家的杨武能、黄源深、张以群等，都是从当时的《译林》走出来的。

　　畅销书与版权

　　在杂志的选材上，李景端一直要求编辑，不能凭借自己的好恶来做判断。一些名气大的现代作品，怪诞难懂，都被李景端排除掉。惊险、悬疑、推理、爱情和商战是主要的选题方向。“大众喜欢现实胜过唯美，爱悬疑超过虚幻。”李景端这么觉得。

　　在《吕蓓卡》之后，《译林》又刊登了《天使的愤怒》《爱情故事》《音乐之声》《教父》。因为杂志比书便宜得多，通过杂志阅读一部长篇小说更实惠，《译林》因此保持了稳定的订阅量。

　　一次，李景端忽然收到上海寄来的日本小说译稿，一看内容，发现是之前在国内热映的日本电影《人证》的原著译稿。原著作者是日本有名的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作品之前在日本角川书店出版。其实，在电影于国内公映前，小说的译稿已经出来了。译者先前投给上海的出版社，但是被退了稿。最终才转投到《译林》。因为书稿太长，不适合杂志发行，李景端决定发行单行本，书名改做《人性的证明》，销量上百万册。

　　但1983年，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兴起。时任《译林》编辑部日语编辑竺祖慈记得，当时杂志刊登的日本短篇小说《我的茉莉子》，因为描述了日本的妓女生活，受到杂志非议。最终，编辑部自我检查之后说明，这篇作品是反映妓女一类下层人的悲惨生活，而没有色情描写。江苏当地主管部门也把《译林》杂志的文章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短暂的风波再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