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笔下的希特勒崛起：一小群人颠覆整个民族(2)
“这个交谈的细节其实有些荒诞，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许士尼格的盲目无知和作为政治人物的肤浅。还有他的谄上欺下，遗憾的是，这已经造成了历史的恶果。”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议程》中文版。
当历史照进现实
作家维亚尔今年51岁。他出生的1968年，正是法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维亚尔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虽然不是左派，但也反对权威统治。维亚尔回忆说，他刚出生不久，他的母亲就抱着他到阳台上，指给他看那位正在打街垒战的父亲。当时流行存在主义哲学，父亲的书架上都是这些著作。
成年之后，维亚尔在学校里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学文凭，又在巴黎的社会高等研究学院取得了“历史和文明”专业的学位。他的导师是德里达，著名的哲学家。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德里达对于细节的关注，还有就是，思考和写作是无法分割的，这成为了维亚尔后来写作的某种准则。
31岁的时候，维亚尔出版了他的处女作，并由此结识了导演菲利普·格朗德里厄。两年后，两个人合作编剧了电影《新生活》。维亚尔用这一笔收入，环游了世界的许多地方。
当时，维亚尔乘坐火车从西欧出发，一路上不断失去他的“支座”。在东欧，原来那些拉丁语言里的词根失去了用途。到了俄罗斯，连拉丁字母也被俄语的西里尔字母所取代。到了哈萨克斯坦，当地的文化符号让他觉得陌生。而在中国，则是前所未有的眩晕。而在眩晕过后，他又在胡同里感受到了某种熟悉的气息。
跨界，这是维亚尔的兴趣，也是他写作的偏好，不局限于某种固定的文体。他在采访的时候，也频频引述中国的导演和作家。说到《议程》的跨界问题特征，维亚尔提到了陈凯歌的《黄土地》。
“这部电影区别于传统的浪漫叙述，通过面孔、肢体的色彩的并置，连续的空镜头，构成了比故事本身更深层次的语言。”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电影语言也是他在《议程》中化用到文字的技法。
而谈到文学对社会生活和时代状况的回应，维亚尔则提到了巴尔扎克和老舍。“文学不是轻浮的文体，它不能无视当下公然地向权力妥协，社会的不平等加剧，财富越来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它就必须继续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提到的那句话，土地不是任何人的，而果子属于所有人，不要忘记这一点，否则你将陷入歧途。”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和维亚尔的许多文学前辈一样，他喜欢上午在咖啡馆的露台上写作，但不同于很多坚持文学本体的法国作家，维亚尔对现实问题有着持续的关注，历史领域成为了他坚持写作的固定题材。
2009年发表的《征服者》讲述了1532年皮萨罗征服秘鲁的历史。2012年出版的《刚果》背景是1884年西方列强瓜分非洲的历史会议。2016年出版的《7月14日》背景是1789年的攻占巴士底狱。
今年1月，维亚尔在法国出版了新作《穷人的战争》，背景是1524年的德意志农民。出版商本来计划在春天推出这本书，但维亚尔提议作品在1月就出来，以此响应法国社会面对的现实状况。当时，“黄背心”运动正酣。
而之所以写作《议程》也与社会状况有着内在的互动。在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欧洲，在威权与种族主义崛起的当下，文学如同历史警钟的某种回响，在书页间反复拍打，稍不注意，经济就有可能变成政治的帮凶。
为了写作此书，维亚尔不断搜集资料，进行“知识考古”，将碎片重新粘合在一起。对于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历史，维亚尔在学校里的课本中也学到过，但却越来越感觉到官方历史的矛盾。而正是这些历史的盲区和裂隙成为了维亚尔书写的强劲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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