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做苦行僧 东莞“文史泰斗”靠制氧机坚持古籍研究(2)

　　杨宝霖：感谢读者，读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一、我在文史研究上做出了一点成绩，大家看得到，我心满意足；二、我的正业是教师，在正业上我是做足了的，否则没人会选我为广东省特级教师。当时东莞全县的中学教师投票，后来我当选全国优秀教师，如果我在正业上做得不好，有一些偏向业余，甚至放弃了正业，就得不到这些名号。

　　我的正业做得满满的，每天晚上10时完成批改作业、备课，才打开书来研究。光是改作文，不要说备课，每天一定完成15篇，不完成就不睡觉。我最怕人家说我不务正业，所以我在退休之前，我写什么书、发表什么文章，我从来不说。很多人与我共事几十年都不知道，《词林纪事、词林纪事补正合编》出版的时候，有同事看到了觉得莫名其妙：“没听说杨老师搞这个啊！”

　　“我是散兵游勇，不是正规军”

　　广州日报：您苦心孤诣做这些事，将来谁能接续？

　　杨宝霖：没人接，也没助手，订一本书都是我自己订的。现在东莞已经有5个单位在研究本土文史，例如东莞市图书馆、东莞市方志办、东莞展览馆、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研究人员都是体制内的，有工资、课题费、资助。我买资料是自己的工资，出去找资料用自己的工资，写出来稿费有多少呢？不到我付出的十分之一，做得越多越亏本，谁愿意跟我做？我是散兵游勇，不是正规军。散兵游勇有一个好处，我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总之，我写出来的东西，对东莞人民有用、合法合理的就行了。

　　感慨：“假如有第二次机会，我还是当教师”

　　“我的好朋友都是论战得来的”

　　广州日报：您之前提到，您研究的特点是“人弃我取”。

　　杨宝霖：对，人弃我取，你研究的我就不要了，你不要的我就捡回来。第二个特点呢，我年轻时发表的文章都是驳论，越是名家我越驳。这不是说名家是假的，一个人的认识总有不够的地方，太阳也有照不到的角落，我往角落放光明就行了。我几个很好的朋友，都是论战得来的。

　　比如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他编的《全宋词》《全金元词》我全读了。《全宋词》有五本，足有一尺厚。读后我提出了40多条意见，指出他在某一小方面是否失之眉睫。

　　唐圭璋先生获悉意见后马上发电报到东莞中学，请我到南京，去他家见面。我很高兴，就去了。见到什么寒暄也没有，他请我帮他做一件事，《全宋词》等系列一般读者都不愿意看，想做一个简编版。他当时身体不好，想让我帮他完成。他说：“我看你给我评的40多条意见，我承认，我改，你先答应我。”我只能答应。

　　我拿回来做了两年。接着我调去了华南农业大学，给中国四大农史巨擘之一的梁家勉教授做助手，也是驳出来的。他看到我的文章，写信叫我马上到广州见他，他当年已经78岁了。

　　“杨家四代为人师表，我觉得当教师很好”

　　广州日报：您年岁已高，平时谁照顾您和夫人？

　　杨宝霖：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平时工作实在太忙，日常照料主要靠次子杨棣新，他现在是东莞中学总务处的职工。我这个次子是见义勇为的“东莞好市民”。1994年，一名小学生被人抢劫的时候，他见义勇为，被人砍了7刀，差点死了。

　　广州日报：到目前为止，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如果时光可以重来，让您回到青年时代，您还会选择今天这条路吗？

　　杨宝霖：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找资料，我找的资料不是一页两页，一个方面的资料起码几十斤，有时几百斤。例如《全芳备祖》这本书，我家里现在准备整理的资料，起码超过200斤呢。

　　生命有限，找资料的时间长了，用资料的时间就短了。如果那时找一些，用一些，就好了。而我当时不知道今后会怎样，只顾着拼命地找资料，现在用的时间太少，我遗憾在这里。大量的时间找资料，没有及时地用资料，现在找的资料用不了。怎么办？给人家用，我把书捐给图书馆就是因为这样。

　　做一行，爱一行，杨家四代为人师表，我觉得当教师很好。我有好几次转行的机会，都是别人来请我，但是我不去。假如有第二次机会，我还是当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