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被摘牌的背后：景区退出机制走向常态化(2)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创产业研究中心旅游研究所所长刘思敏看来，摘牌肯定“伤了面子”，但不必过度放大摘牌后果。在没有评定5A前，公众依然要去旅游，重要的是“借这个契机整顿市场”。

　　“乔家大院经营管理涉及内容非常繁杂，比如资本运营、股权转让、经营权转让、相关商标使用等。”马爱萍说。

　　硬件软件问题多多

　　运营主体能力堪忧

　　乔家大院被摘牌的症结在哪里？

　　有公众认为在于票价。从成为5A级景区到现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乔家大院的门票价格几乎翻了7倍，从20元涨至138元。隔壁同类型王家大院的门票是55元。首都故宫的门票也只有60元。

　　8月6日，祁县官方表态称，将在恢复运营前向社会公布最新门票价格，同时组建30人旅游警察大队，专职负责乔家大院旅游景区市场乱象问题。

　　不过，也有媒体提出，摘牌与门票价格无直接关联，评定标准中并没有规定价格。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文化和旅游部对乔家大院的暗访调查报告点出了乔家大院被摘牌的症结：

　　一方面，景区旅游产品类型单一，更新换代较慢。目前景区以静态的建筑展示和不同主题的室内陈列展示为主，类型单一。尤其室内陈列展示部分，内容更新不及时、制作不够精致、展示方式相对陈旧、维护不力，旅游产品没能实现更新换代。

　　另一方面，景区过度商业化问题严重，影响景区品质提升。景区内购物场所数量较多、面积较大、经营秩序和规范有待提升；演出场所还有假托书法家免费创作，实则进行书法拍卖等商业活动；出口区商业街过长，景观质量差，普遍存在不明码标价、服务质量差等经营不规范问题；景区内的广告较多，影响景区旅游氛围营造和品质提升。

　　此外，停车场、游客中心、导游讲解、景区内各类软硬件设施也普遍存在问题。在安全和卫生、综合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同样被重点批评。

　　不少知情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称，对乔家大院被摘牌并不意外。过度商业化、环境差等问题将矛头直指乔家大院的管理部门，引进的市场化公司在景区运营过程中的能力也遭受质疑，管理体制不顺同时制约景区发展。

　　业内人士分析称，景区的运营主体为乔旅公司，景区内的布展、陈列不仅不能完整地表现晋商文化精髓，且被商业元素笼罩，乔旅公司的运营能力遭受质疑。

　　为何会引入这样一家公司运营？据悉，2016年，祁县政府为丰富乔家大院景区业态成立乔旅公司，民营资本斥资4.5亿元收购乔旅公司45%的股份，随后又通过增资等方式，共持有乔旅公司86%的股份，负责运营除在中堂之外的其他三堂一园及周边建设。

　　商业开发应该适度

　　不能忽视社会价值

　　过度商业化指的是丝毫不考虑文化产品的精神属性，一味追求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在旅游景区里，过度商业化更多体现为挂羊头卖狗肉，原住民外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店铺经营商，不是琳琅满目的创意产品而是眼花缭乱的同质产品。

　　这样的现象在很多旅游景区中并不鲜见。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的苗族聚居村寨。当贵州旅游业发展起来后，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这里，千户苗寨“大火”。原来的小集市街变成了一条充满商业气息的步行街，经营各种各样的客栈、酒吧和小商店。苗寨的一些特殊活动变得越来越常规，具有民族特色的原始场所逐渐被其他娱乐场所取代。

　　浙江乌镇也再没有过去“小桥流水人家”的古镇风范。戏剧节创始人之一、台湾裔美国剧作家赖声川说“这里缺乏气质，没有灵魂”。失去了水乡江南该有的生活气息，原住民大多搬走了，只剩下外地人和酒吧包围的纸醉金迷。

　　齐晓波对《法制日报》记者分析，旅游景区的开发就是商业化活动，实质上应该有适度的商业化元素，这样有利于景区资源与社会产品和无形服务结合，发挥品牌效应，提升景区知名度。然而，许多开发商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将商业化作为景区开发的主要目标，过分重视商业化程度，忽略景区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潜在价值。

　　在齐晓波看来，当景区出现过度商业化时，会有几个明显的表现：

　　一是门票问题。门票是目前很多景区的主要利润来源，大多数景区在进行较大的投资或申请相关的保护与遗产名录后，都会上调票价。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管理形势下，景区不仅没有得到相应保护，反而失去旅游市场。目前国家主导“门票降价”，也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二是景区变为商业区。商业气息掩盖景区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主题，游客完全感受不到景区特色和旅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