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如何科学诊断？大众心理学与医疗话语的陷阱

　　诊断抑郁症 大众心理学与医疗话语的陷阱

　　“我们常将抑郁和悲伤、悲痛混淆在一起；抑郁的反面不是幸福，而是活力，是感知所有情绪的能力，包括高兴、兴奋、悲伤和痛苦。抑郁本身不是一种情绪，而是情感的丧失，是将你与世界隔离开来的厚重帘幔，并同时伤害着你。”

　　不论是从自我管理的视角看待抑郁症，还是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野来剖析抑郁症，我们都得承认“公”与“私”仍然是两个无法彼此完全相通的领域。现代社会的转变或压迫固然是抑郁症的成因条件，但每个人的身体经验、家庭关系与生命历程中的偶然因素，都在发挥影响。

　　尽管某些批判观点认为，心理疾病是被建构的，不是实在的，但内心的真切痛苦却是无法抹除的。不论是出于个人还是社会、心理还是生理的解释，都只是提供了切入抑郁(症)的不同视角而已。如果说“正是抑郁症的发展历史，帮助我们理解了社会和精神领域的重要转向”，那么，与其研究作为心理病理本身的抑郁症，不如梳理一下这种心理病理学是如何被建构的。

 

　　大众心理学：现代人为什么执着于情绪管理？

　　人们用“草莓族”这个称谓，来形容那些一碰到挫折就脆弱忧郁的年轻人。这种说法，恰恰呼应了通俗心理学对于抑郁症的一种“素质-压力说”。

　　“素质-压力说”把问题归咎于人格素质，这当中暗含了一条鄙视链，比如对“草莓族”的批评，便影射了一整代人低下的抗压能力；人们也常常用这种模式解释女人的忧郁。在《民困愁城：抑郁症、情绪管理、现代性的黑暗面》一书中，作者甯应斌和何春蕤指出了这种大众心理学的吊诡。比如，责备“草莓族”的情绪问题，其实是假定了这一代人所面对的社会与生活压力并不比上一代人大，然而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差异被忽略了——比如德国学者韩炳哲提到的功绩社会，便是这一代年轻人身处的新境况。至于人们责备女性过于脆弱的素质，则陷入了“责怪受害者”的逻辑，他们忽略了那些只有女性才会面临的社会因素，比如女性的生活压力有多少来自结构性压迫，再比如身体经验(比如月经和生育)在女性忧郁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何理解情绪问题，是大众心理学解读抑郁的关键。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在抑郁症流行的这些年，“情绪管理”、“情绪教育”等说法也风靡一时，尽管这些说法相当散漫和不严谨，但已经辐射和应用到教育、企业、婚姻和医疗健康等诸多领域。美国作家丹尼尔·高曼(Daniel Goleman)的著作《情商》(EQ)被奉为圣经。这反映了一种社会文化：现代社会愈发趋于理性化，人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对情绪做更强硬、更合理的控制。

　　通过强化理性认知来管理情绪，已经隐约成为我们的时代氛围。C.Wouters指出，情绪管理涉及身份地位的竞争，那些身份地位越高的人，就越能管理情绪。比如，人们认为青少年不成熟，就体现在情绪外露、脆弱娇贵的表现之中。

　　在Oatley的情绪史写作中，情绪管理被视为历史的一章：“较高的情商与以下表现相关：降低学童的侵略性、减少青少年抽烟喝酒、更有效率的员工表现……”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社会问题和犯罪偏差都可以被归入“情绪”问题。比如抑郁症、轻生、自杀、家庭失和等，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那些表达对社会不满的反抗行为，也被归类为个人“情绪”的失控。

　　理性管控情绪的说法，是基于怎样的逻辑？打比方来说，它对于情绪与理性关系的想象，不是像野兽与文明人的关系，而是像儿童与成人的关系：文明人固然能控制野兽，却无法真正透过理性认知的教化来管理野兽；相反，儿童却可以强化理性认知能力来达到成熟。它假定了情绪与理性的认知之间有共通的成分。不论是私人生活中的情绪管理，还是职场中的情绪管理，那些没来由的忧郁、莫名的愤怒、焦虑、不安分、不安全感，都需要加以管控，尽管无法被理性管理的“坏感情”依然大量存在。

　　的确，如今的职场中，存在大量强迫的情绪劳动。人们会像演员那样，用表面的或深度的表演，来管理自己的情绪与情绪表达，这导致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分不出自己的真正情绪。当科学管理情绪被视为理所当然，抑郁症的科学管理也就具有了相当的正当性。

　　抑郁症如何科学诊断？

　　对抑郁症的社会学解释，要基于对感情、情绪、身体、性、性别的综合理解，而对于抑郁症的科学解释，也要将其视为一种“整体”的疾病。《走出抑郁》的作者Richard O'Connor指出，多数真正经历过抑郁症的人，都相信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了一些生物化学性质的变化。那种情绪的改变，以及对自我、对世界认知的改变，是如此深刻且不可抗拒，让人感觉自我像是被异物入侵了。“我们感觉不像自己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外来之物侵入并改变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