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为“禹会诸侯”等提供新材料(2)

　　在禹会村遗址北部，考古工作者普遍发现了双墩文化时期居址，临近区域发现有大量的窖穴，房址内没有发现居住面，根据残存柱洞排列，推测为浅地穴式建筑或低矮的干栏式建筑。居址北部为双墩文化时期的陶片兽骨铺垫层，文化层中包含大量的陶片、兽骨和日用工具。考古队员还在遗址北部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房址一处(仅保留南部墙基槽部分)，局部区域还发现少量龙山文化早期灰坑和灰沟，出土的常见器物组合为罐形鼎、袋足鬶、圈足盘、大口尊和高柄杯等，考古学者结合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判断，该区域相对年代可早至大汶口文化末期。

　　综合分析判断，禹会村遗址的年代可上溯至距今7000年前的双墩文化时期，主要分布于遗址北部区域，聚落规模较小。龙山文化时期，禹会村遗址规模剧增，总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其核心区以南部新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为代表。这体现了龙山时代淮河中游地区人口加速增长和集中化的社会背景，同时是淮河流域史前城市化的反映。

　　此外，禹会村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将为古史传说时代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古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禹会诸侯’和‘禹娶涂山’的记载，背后反映了淮系族群早期发展的重要信息，而禹会村遗址所处的龙山时代恰恰是探索古史传说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关键时期。”张东说。

　　探索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案例

　　禹会村遗址自发掘以来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队多次组织专家到遗址现场考察、研讨，对发掘工作予以指导帮助。专家认为，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龙山文化城址，是探索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案例。目前的考古发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等重大课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2017年以来，禹会村遗址的发掘工作与之前的考古工作相互印证，廓清了遗址的性质、规模以及城址设施，发掘成果超出预想，达成阶段性学术目的。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是区域性中心、都邑性遗址，是目前已发现淮河流域同时期范围最大城址，考虑到其所处地理位置，城址所在可能为涂山氏族群所有。王巍表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夏王朝建立初期以及成立前的重要遗址材料欠缺，而禹会遗址年代接近于夏王朝建立前期，填补了这一阶段的空白。同时，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也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促进考古研究的范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随着2020年“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的考古工作成果斐然，极大丰富了禹会村遗址的内涵。通过考证研讨，进一步明确了禹会村遗址在淮河流域古代文明进程以及华夏文明多元一体化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推动了夏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建议，禹会村遗址的相关考古工作要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共同研究，要以聚落考古的思想思路，在大的文化视野下思考未来的考古工作。赵辉建议，对于禹会遗址下一步田野工作，应围绕已发现的城垣主体堆积展开，厘清堆积中“白土面”以及增筑墙体的情况；同时探明聚落情况，厘清禹会村遗址中18万平方米龙山文化城址与200万平方米范围遗址的关系。

2006年至2011年考古发现的祭祀遗迹

　　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认为，此次发掘结果让禹会村遗址的整个文化内涵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新出土的大量双墩文化时期陶器以及丰富的大汶口阶段遗存证明禹会村遗址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鉴于禹会村遗址仅残存部分就有200万平方米，栾丰实建议，应扩大禹会村遗址外围勘探范围，不能排除发现其他更大建筑设施的可能性。

　　据了解，由于禹会村遗址大部分区域被现代村庄占压，严重影响考古工作全面开展。专家建议，下一步考古工作应借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契机，首先揭示龙山文化城址的地下埋藏状况，通过城垣、城门和壕沟水系等结构信息初步厘清城址的布局，重点解决城址的始建、使用和废弃年代。而后，选择城址外围遗迹的发掘揭示整个聚落的有机联系。在发掘过程中加强多学科合作，尽可能充分提取聚落生活的其他信息，同时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科学、系统的基础信息。

龙山文化城址东城垣内壕沟出土的陶器标本

　　禹会村遗址15年考古接力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