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名士为表 儒士为里(2)

　　多位学生回忆，余敦康不止一次对他们表示，学者治学贵在独立思考。学生栾芳之跟着余敦康学周易，每次去他家请教，余敦康不让用笔或电脑记录，而让她凭脑子记忆。“他说希望我自己去思考消化，等下次来的时候，还得复述给他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景林说，余敦康曾讲过，学术是天下公器。“在余先生看来，做学问要有担当精神。从事哲学研究，不能只当哲学史家，还要成为一名哲学家。”李景林说，“他认为，学者不能只做技术性的学问，还要‘立言’，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建立自我，这也是他的自我期许。”

　　“乐天派”的魏晋风流

　　余敦康好喝酒，是出了名的。学生回忆，老师曾说过“不饮酒不谈魏晋”。

　　他对魏晋人物及魏晋玄学感兴趣，始于1957年。在27岁到50岁这段困顿的时光里，他劳动读书，反思体悟，对魏晋玄学产生兴趣。

　　“有意无意间魏晋玄学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从中寻求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余楠回忆，小时候父亲的朋友、学生来家里，必定要喝酒。那时，母亲会烧上几个菜，父亲便与客人围在桌上，吃饭喝酒，谈玄论易。有时客人来家里，也会带着酒，“不管什么酒，但只要有酒他就开心。当时我们家里，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酒瓶子。”

　　学生们眼中，饮酒时谈玄论道的余敦康颇具魏晋风流。李景林说，余敦康讲过自己崇尚“自然的人生”，他仰慕苏东坡，是“死不悔改的乐天派”，提得起、放得下、看得开。

　　余敦康喝酒与众不同——别人往往喝到醉醺醺之时，才敢放声高论。余敦康喝酒之前嬉笑怒骂，亦庄亦谐，喝到醉时却严肃起来，谈论时事和学术，“板着个脸训晚生后辈”。

　　李景林说，余敦康是“名士为表，儒士为里”。余老师听后哈哈大笑，说“知我者，景林也。”

　　但他也有饮酒无法消除的忧思。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健认为，余敦康是“带着哲人的困惑和焦虑离开的”。

　　余敦康去世前一段时间，她曾把余先生的书读过一遍。“我的感受是，余先生的著作中，有一种对中国文化现状和未来的困惑及焦虑。这源自于他的大问题和大关怀。”

　　2015年初，余敦康曾突发脑梗，病后他把自己写过的书重读一遍，“觉得基本没问题，没有遗憾了”。2016年搬家时，他叫来栾芳之，把家中10个书柜的书全部运走。“老师说这些书他用不上了，想放在公共空间，让更多人读到。”

　　生命最后两年，余敦康因病渐渐失去表达能力。余楠看到父亲常常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面朝客厅窗户，望向远方，夕阳余晖穿过玻璃窗，均匀涂抹在他的身上。“父亲走了，但他的独立人格和家国情怀让我终生难忘。”

　　新京报记者 潘闻博